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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张洁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爱情观

作者:杨骥 字数:4937  点击:

摘 要:作为张洁的代表作,《爱,是不能忘记的》凭借其鲜明的女性现代性爱意识颇受文坛关注。然而仔细推敲,却不难发现其中根深蒂固的男权观念。本文拟以《爱,是不能忘记的》为研究范本,立足小说中的爱情,探究张洁的爱情观以及其女性意识中的男权藩篱。

关键词:女性主义;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爱情观

以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标志,中国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恢复人的价值、尊严与地位,成为新时期文学初期对历史进行反思的理论基础。”伴随人的解放的思潮,新一代女性作家步入文坛视野,开始了女性作为“人”与“女人”的书写。

作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旗手亦是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开拓者,张洁,在这场言说中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她以《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等作品引发文坛关注,“这些作品大多以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女性为描写重心,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广阔背景上探讨了人类的情感尤其是女性的心灵,在当代作家中较早地阐释、表现了女性意识。”

爱情,是张洁小说中重要的主题之一。其名作《爱,是不能忘记的》(下文简称《爱》)是新时期首次对女性的生存境遇与心灵进行探索与书写的作品。小说体现出的女性现代性爱意识颇受赞誉,然而由于时代所限,也未能完全跳出传统男权的窠臼。本文拟以《爱》为研究范本,立足小说中的爱情与男性形象,探究张洁的爱情观以及其女性意识中的男权藩篱。

让我们从三个词语出发,重新梳理《爱》中钟雨与老干部的爱情:

崇拜,是这场爱情中的第一个关键词。

“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一位老工人为了掩护他而被捕牺牲,撇下了无依无靠的妻子和女儿。他,出于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毫不犹豫地娶了那位姑娘。逢到他看见那些由于‘爱情’而结合的夫妇又因为为‘爱情’而生出无限的烦恼的时候,他便会想:‘谢天谢地,我虽然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可是我们生活得和睦、融洽,就像一个人的左膀右臂。’”

这是珊珊基于母亲笔记本的记录,对老干部的身份背景进行的重组和转述。从如此的介绍中,我们可以获得的信息是多个方面的:其一,老干部的身份与经历。他是一位老革命,解放前曾从事地下工作,是新中国建立的直接参与者、推动者、甚至功臣。其二,老干部的性格。他投身革命事业,有抱负;娶恩人女儿,懂感恩;坚守几十年的无爱婚姻,有担当。颇有意味的是,面对这样的男性,作者采取了“转述”的方式进行塑造。所有的话语均借助这场爱情的旁观者——珊珊的口里说出,因而具有了看似客观的表达效果。

然而,这种看似客观的陈述方式实际上体现出的,是作者借钟雨之笔表达出的对老干部这样的男性报以的全心全意的认同与信任的主观态度。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肯定:在钟雨眼中,在珊珊眼中,在作者眼中,老干部“就是”如此极具魅力的“三有”男人,象征着革命,象征着新中国,象征着责任担当,象征着“寻找男子汉”的模型范本。

“对了,她准是崇拜他。她说过,要是她不崇拜那个人,那爱情准连一天也维持不下。”

于是,钟雨对老干部的好感便因此而生:她向往男性世界、崇拜男性世界,从而作为个体的老干部便因其革命身份成为了钟雨眼中男性世界其一般性的代名词。老干部的出现,与其说满足了钟雨对情人、男子汉的幻想,不如说是满足了其对由男性主导的、整个男性世界的渴望。

距离,是这场爱情中的第二个关键词。

婚姻的本质是世俗的、现实的、也是琐碎的。在男权社会,走过爱情的梦幻,女性步入婚姻,面对的不是持续不断的花鸟缠绵,而是传统身份与现代自我的来回博弈。正如方方作品《出门寻死》中为我们呈现的空有琐碎责任,无爱无趣的婚后生活——婚姻现实与爱情神话的巨大落差,使婚姻不能成为爱情的温室与花房。

“她的精神明明日日夜夜都和他在一起,就像一对恩爱的夫妻。其实,把他们这一辈子接触过的时间累计起来计算,也不会超过二十四小时。”在小说中,钟雨为这种现代牛郎织女式的相望不相守痛苦一生,然而殊不知,他们的爱情正是在这样的不完满中获得保鲜与永恒:在不能相守的爱情中,他们驱逐了现实,仅保留了童话;通过距离,他们将艺术等同于生活。

然而,钟雨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一生的痛苦都来源于没有婚姻的爱情。作为新中国知识女性、职业女性,她深陷于“爱情-婚姻”这一男性陷阱,并因求而不得而痛彻心扉。

我们可以试想,如若钟雨和老干部真的有勇气冲破一切阻碍结成夫妻,谁又能断言褪去距离、堕入平凡的爱情以及徒留琐碎的婚姻生活,不会使他们成为又一对《无字》中的吴为和胡秉宸?爱情,而后婚姻。这是男性为占有女性、保持家族血统纯正而铸造的最大的谎言。而文中,钟雨因为这样的谎言不得而痛苦,这不是人性的痛苦,而是奴性的痛苦,是身为女性的作者对传统男性观念最大程度的接收和贯穿。

禁欲,是这场爱情中的第三个关键词。如果说距离让这场爱情获得持续的生命力,那么情欲的缺席则为这段爱情镀上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圣色彩。通览全文,无论是钟雨还是珊珊,肉欲的爱情与爱情中的肉欲始终处于被否定的、被忽略的状态。

这种禁欲式的女性爱情书写始于五四。伴随逆子们进攻父权大厦的狂风骤雨,女性浮出历史地表,开始了其第一次话语表达。然而,由于女性解放的不自发以及对逆子同盟的依附性,这一时期的女作家“被要求”塑造娜拉、歌颂爱情,其看似自由的书写下其实并未跳出被迫言说的他者境遇。

在此语境下,爱情,成为她们笔下唯一的反叛武器。不管是冯沅君《旅行》中的发乎情止乎礼,还是凌叔华《酒后》中的理智战胜情欲,她们以对肉欲的否定态度彰显着爱情有别于以往的现代姿态。

然而,这样一种姿态的出现,其体现出的并非是五四女性对于性爱的唯恐避之不及,而是五四逆子铸造现代柳下惠神话的必不可少。五四时期的女性,作为逆子们攻击封建父权堡垒的有力武器,其男性掌控下的爱情书写本质上以牺牲女性情欲为代价,成就了逆子一代有别于封建之父的坐怀不乱以及民主科学。

而在《爱》中,张洁延续了五四女作家这般颇具男性色彩的爱情书写,这无疑没有跳出传统女性书写的窠臼。这是巨大且绵延的男权话语中心对苏醒中的女作家其在意识与话语深层领域的惯性与无意识影响。禁欲,使钟雨和老干部的爱情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禁欲,使老干部成为可远观不可亵玩的金身佛像。

崇拜引发爱慕,距离带来持久,禁欲铸就神圣。通过三个关键词的分析,在钟雨和老干部这场看似完美平等的爱情中,其实我们看到的是钟雨,抑或说是作者对传统男性观念的全面继承和表达:对象征男性世界的男性个体的崇拜、对传统女性“爱情-婚姻”命运的艳羡、对男性塑造下无性之爱的推崇……这样的书写无疑没有走出“男-女、阳-阴、刚-柔”的传统两性定位以及女性对男性的传统仰视视角。而这种对于爱情的无限制赞美无疑与传统才子佳人、花好月圆式的男性书写无异:寻找爱情,寻找男子汉,其看似鲜明、现代的女性意识之下,其实寻找的不过是又一个当下的焦仲卿和刘兰芝、唐明皇和杨贵妃、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

那么,在这场爱情中,作为“被崇拜”的老干部的爱情观又是什么呢?

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老干部这样的话语:

“逢到他看见那些由于‘爱情’而结合的夫妇又因为为‘爱情’而生出无限的烦恼的时候,他便会想:‘谢天谢地,我虽然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可是我们生活得和睦、融洽,就像一个人的左膀右臂。’”

“要知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感情原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她并没有伤害另一个人的生活……其实,那男主人公对她也会有感情的。不过为了另一个人的快乐,他们不得不割舍自己的爱情……”

从这样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老干部的爱情观:在他看来,没有爱情的婚姻并非不道德、不幸福或是不应该存在。他满足于现阶段“左膀右臂”般的亲人式的婚姻,他清楚地知道爱情在婚后便会变质,生出无限烦恼。而与此同时,他却肯定并向往爱情。爱情的产生对他而言无可非议,然而他不会为了围城之外的爱情放弃原本的婚姻。

两相对比,我们不难看出老干部爱情观中的矛盾之处:他一面称满足于无爱的婚姻,一面却对爱情充满向往;一面对告诉钟雨你不应该非难这样“不道德”的爱情,放任暧昧蔓延,一面却说家庭对我很重要,家庭是爱情的坟墓。

这样的矛盾深层体现出的是老干部冠冕堂皇光环之下赤裸裸的自私与大男子主义。鱼和熊掌不可得兼,他却试图在“无爱婚姻”与“无婚爱情”中左右逢源。一如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歇尔在《飘》中所描绘的阿希礼对斯嘉丽的默认挑逗和保持距离同时存在,老干部对钟雨抱有的不过是证明自身魅力以及弥补无爱空虚的爱情游戏心态。

“我们曾经相约:让我们互相忘记。”相约忘记亦不过是情场老手在爱情中的男性手腕罢了。这样一个自私的男人怀有着绝对男权本位的爱情观,他用欲擒故纵让这个女人为他死心塌地,以女性禁欲为代价彰显自己的崇高责任,甚至用一个女人的一生来满足自己无爱婚姻的遗憾。

由此可见,在这场看似自由、平等、美好的爱情中,其实钟雨与老干部的地位从未平等。面对作为男性的老干部,钟雨的身份更多的是波伏娃笔下一个纯粹的恋爱的女人。

她仰视他,她的心为他所牵,她的生命甚至因为他才获得光彩与意义。老干部,成为牵动她一颦一笑、喜怒哀乐的情愫所在,成为她生命的全部。而对于老干部呢?他有妻子、有事业,钟雨于他,或许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但绝对不是全部。

然而,此时的张洁并未看到这场爱情中如此的男性本位与不平等。出于对女性爱情命运的全盘认同与推崇,她用爱情的空泛与神圣掩盖了这样的不平等,从而忽视了光环之下,赤裸裸的传统男性观念与触目惊心的女性悲剧。

在《爱》中,老干部,,是作为高大、完美典型的“男子汉”形象出现的:他代表着革命、代表着忠贞,他懂爱、懂感恩、有坚守、有思想。同时,老干部这一形象亦是作为一般性出现的。作者以第一人称进行讲述,却以转述珊珊母亲笔记内容的方式再现了钟雨与老干部的爱情故事:作为爱情男主角的老干部其直接话语与行动在小说中完全缺席——读者直接感受到、接触到的只是钟雨的回忆、记录中经历浓缩提炼、甚至重新组合的名为“老干部”虚像,而非姓甚名谁的男性具象。

对老干部如此的虚化处理体现出上文提到的父权社会里,女性以男性为中介,眺望世界的姿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她们是深闺中不知世事变迁的局外人,她们通过父亲获得阶级身份,通过丈夫获得存在价值。面对男性,她们报以的是观望世界的态度。男性于她们而言,代表着权利、荣华、阶级,代表着高尚、责任、伟岸。可以说,她们爱上的那个人,已经不是作为涓生、卢嘉川等有血有肉的作为“个人”的男人,而是象征着知识、革命等社会代码的作为“类”的男性。十全十美的老干部,与其说是作为情人而存在,不如说是作为整个男性世界而存在。

这样的两方面特征体现出这一时期的作者面对男性进行文学塑造时矛盾而微妙的心态:一方面,她们无法完全跳脱“天-乾-男-夫-君-阳尊”的传统二元化分与“男人视事业为生命,女人视爱情为生命”的传统女性命运规定。仍对男性抱有引导者、启蒙者的憧憬,对爱情抱有花好月圆的幻想。而另一方面,伴随文革之后“人”的意识的回归,她们亦开始关注女性作为不同于男性的性别存在以及其内心的渴望。文中老干部话语的缺席,除开女性惯性“仰望”的传统思维所致,其也可以看做是新时期女作家对于男性的一次大胆阉割:在这场仪式中,女性反客为主,从“被塑造”到“塑造他人”。作为女性的钟雨在从属于自己的、女性的眼睛里,记录了自己认为的,而非男性认为的海枯石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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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杨骥(1990-),男,四川省都江堰市人,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2012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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