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威胁论”和“美国智库”是关系极为紧密的两个主体。前者是国际关系上一种诉诸对中国采取围堵的说法。后者是被称之为“第五种力量”的国家政治力量，作为学界和政界的混合物，对美国政策的走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布鲁斯金学会”为代表的权威智库正在客观的分析中国现状，并做出中国的发展并非威胁，中美两国未来必须保持友好的国际关系的相关预测。智库的对话研究成果也通过研究院参与政治活动，及影响社会舆论等方面实际上起到了淡化“中国威胁论”的效果。

关键词：美国智库；“中国威胁论”；布鲁斯金协会

1 前言

对美国智库的研究是国内近年兴起的学术新热点，随着中国国内学术界对于美国政治研究的深化，智库在美国政策决定中的特殊地位也受到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学者对美国智库的研究大多着重于对智库的具体运作情况进行梳理。陈启能的《美国的思想库和美国社会：访美札记》主要介绍里根政府时期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情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吴天佑和傅曦编著的《美国重要思想库》介绍了60个美国主要的思想库的基本情况。总的来说，国内学术界对于美国思想库的研究更多的停留于阐释运作方式与梳理基本功能的阶段，并未具体的发掘智库研究同重大政治事件之间的联系。而国外从1972年保罗·迪克森出版《思想库》，对智库的起源、影响等进行了探讨之后，对智库的研究逐步深入。美国学者劳伦斯·H·肖普和威廉·明特的《帝国智囊团一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国外交政策》，重点分析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对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总的来说，国外学术界更侧重对不同国家的智库模式进行比较，更重视智库作为对国家政府“智囊团”的功能。

现有的关于美国智库的学术研究，宽泛地描绘出了各国不同的思想库模型，对智库对于国家政府政策走向的影响进行了阐释，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中国威胁论”是一种外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泛滥，是欧美国家近年来大肆宣传的政治观念。“中国威胁论”的近期状况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意义重大，因而具有实时性的学术研究或许更有价值。另一方面，扮演“政府智囊团”角色的智库对华研究也在不断变化，呈现出不断深入且更加客观的特点。笔者认为“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妖魔化”定义，而失真的认知会随着了解的深入而有所改变。本文从中美双方关系角度出发，对智库作用进行评估，意在探讨随着智库对华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威胁论”的国际影响力的强弱变化。此外，美国拥有多家代表性智库如：兰德公司、胡佛研究所、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等，出于对同“中国威胁论”论题相关性的考虑，作者在此并不将其纳入研究视野。九十年代美国正值克林顿政府时期，布鲁斯金学会在这一时期影响政治决策的作用尤为明显。因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布鲁金斯”的对华研究将作为本文论智库对华研究对“中国威胁论”影响的讨论重点。

2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布鲁斯金学会”的对华研究

美国智库对当代中国的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智库研究中国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是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的性质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主要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第三阶段是20 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引起了美国学界的兴趣，因此研究重点是改革开放。第四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智库对中国的研究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很多学者成为中国通，研究还深入到地方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情况。

布鲁斯金学会对华研究主要从军事和经济发展力方面展开，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两大方向。第一，学会认为中国的发展并不具有威胁性，中国的经济贸易将给世界人民带来福音。第二，美国应当务实的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政治宣传或丑化对中国政府内部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九十年代布鲁斯金学会作为对华研究的权威，其对华态度已经处于一种务实冷静的状态，并无政治丑化中国的意图。为解释布鲁斯金学会对同时期政府的影响，我们不妨看看学会研究员在政府的任职状况。实际上九十年代布鲁斯金学会的对华研究通过多种方式影响了政府的对华态度。布鲁斯金学会现任会长斯多伯·泰尔伯特任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他也担任过《时代周刊》的东欧记者、外事专栏的自由编辑等职。副会长卡洛斯·帕斯科曾任美国国务院国家重建和社会稳定部门协调员、美国援助欧洲和欧亚大陆的协调员、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等职。可见，布鲁会斯学会的成员会进入政府机构，成为对华决策相关人群，直接影响政府的对华决策。学会里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也可通过参加国会听证会向政府提供对华政策建议，间接影响对华决策。此外，学会还会面向企业和公众，通过电视采访、举办面向新闻界的政策简述会、研讨会、以及出版书籍，建立网站等方式向公众作宣传，最终影响政府的对华决策。

3 克林顿政府的政策转变

九十年代正值克林顿政府时期，克林顿政府从竞选到日后的正式当政，实际上其对华态度有一个巨大的转变。1992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时，克林顿曾攻击老布什的对华政策，强硬表示他不会溺爱北京。当政以后，他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1993年把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状况挂钩。伴随着政府强硬态度的是“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一系列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文章先后在美国各大主流报刊出现。《纽约时报》1992年8月26日发表的题为《民族孤立主义使中国成为世界祸源》的专栏文章，煽动美国和亚洲国家绝不能对中国姑息迁就，认为如果美国现在不能行动起来，与亚洲国家领导人一起遏制中国，势必发生战略性错误。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也纷纷发表文章，附和这一观点，“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喧嚣一时。然而之后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态度却发生了转变。1998年6月克林顿访问上海时，公开表态“三不”政策。随后又提出在对待海峡两岸关系上，“美国应该有限介入、促进海峡两岸和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克林顿政府对台湾问题政策实际上存在一种调整。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基调从“不友好、强硬介入”转变为“有所顾忌、有限介入”。从另一种角度来说，这种对华态度的冷静化也是“中国威胁论”影响的淡化。然而这种政策转变从何而来呢？

从1996年5月始，克林顿政府组织了相关的思想库对中国问题进行了深入评估和反思，展开了“对华政策大讨论”。布鲁金斯学会作为倾向于民主党的思想库，积极主动地参与了这一调研活动。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沈大伟多次撰文进行研究。对于“中国军事威胁”，他提出美国估计中国军事实力时应保持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幻想中国善良抑或夸大中国威胁都是歪曲现实进而会破坏两国间的稳定关系。沈认为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亦当谨慎，避免与中国正面冲突，并克制对台军售。美国不应在海峡两岸之间斡旋，应让北京和台北直接对话。而对于“中国经济威胁论”，对外政策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和希思·史密斯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亚太经济和世界经济来说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拉迪在1996 年11月刊登在学会《政策简报》上的题为《中国与世贸组织》的文章从经济角度探讨了美中实现全面接触的必要性。他强调如果中国不能加入世贸组织，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未来的影响都是不可想象的。希思·史密斯在1996 年11月21日《商务杂志》刊登了题为《中国：通向亚太经合组织的和平贸易之钥匙》的文章，他认为政府有必要在中国这类发展中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和投资。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不是世界经济的问题，中国将提高世界人民的收入，是世界经济的福音。

4 结论

智库在美国是一种代表性的政治现象，美国智库与政府关系紧密，其政治影响力绝非一般学术机构可以达到。在美国，多数政府要员曾经为智库成员，智库是政府官员的“蓄水池”。智库研究员利用自己掌握的研究成果影响政治决策。可以这样说，美国的智库影响着美国政府及其对外关系，美国智库的中国研究对中美关系乃至中国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美国思想库利用各种途径不遗余力地传播着自己的声音，推销研究成果，如今无论在政坛，还是在学界，甚至在广大受众之间，已然成为一支影响甚广、不容忽视的潜在力量。

本文讨论的两个主体“中国威胁论”和“美国智库”是关系极为紧密的两个主体。前者是国家的意识形态甚至会表现到国家军事外交经济政策方方面面。后者是被称之为“第五中力量”的国家政治力量，作为学界和政界的混合物对美国政策的走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威胁论”是中国发展历程中不和谐的杂音，蛊惑了其他国家及其人民对中国的认识。其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冷战结束初期的对华政策，也是影响中美双方未来关系的隐患。诚然智库本身亦有意识形态之分，美国传统基金会便从冷战结束初至今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时至今日，在不同派别的智库之中，以“布鲁斯金学会”为代表的权威智库正在客观的分析中国现状，并认为中国的发展并非威胁，中美两国未来必须保持友好的国际关系。美国与中国未来关系同双方的定位息息相关，而智库作为影响美国政治的重要力量，现如今出现理性应对中国发展，淡化“中国威胁论”的迹象。这一转变既应被美国政府所重视，更应被中国人民所认识。这样双方的顾忌和误解才会进一步消解，“中国威胁论”才会一进步淡化。

参考文献

[1]陈启能：《美国的思想库和美国社会：访美札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1年，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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