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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第怎一个“罪”字了得

作者:赵云洁 字数:3004  点击:

摘 要:莫言的长篇小说《蛙》体现了强烈的批判意义,作家通过描述“生命”无法摆脱国家“政治”的束控、执法群体对“生命”的戕害与荼毒、用供奉泥人和写作的方式赎罪的虚妄之举,批判了在计划生育过程中暴力执法行为对生命的伤害,倡导了一种反思精神,倡导重新审视对生命的珍惜和敬畏之情,让生育观念回归理智,让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再出现暴力和死亡事件,正是莫言小说《蛙》的批判意义所在。

关键词:莫言;《蛙》;有罪;赎罪;批判

长篇小说《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一部力作,这部小说着眼于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饱含血泪和愧疚。小说在给杉谷义人的信中一再展示作者“有罪”、“赎罪”的心理活动,然而这六十年的辛酸、扼杀和荼毒又如何可赎?赎罪的过程中却又犯下新的罪孽,这次第怎一个“罪”字了得?作者一再重申的“他人有罪,我亦有罪”的愧疚想法,正体现了小说《蛙》的批判意义,下面本文即详细阐述之。

1 国家之罪:“生命”无法摆脱“政治”的束控

在小说《蛙》中,作家借女主人公万心之口说“计划生育政策是毛主席的指示,国家的政策”,“毛主席说,人类应该控制自己,做有计划的增长”,“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大事,人口不控制,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教育搞不好,人口质量难提高,国家难富强”,而这“控制”、“有计划”、“国家的大事”,即意味着作为现代性组织形式的现代国家开始将“生命”纳入到“政治”的掌控范围之内,使“生命”服务于现代国家的“政治”目的。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曾就“生命”与“政治”的关联进行了理论化的论述,“福柯区分了统治者对死亡的权力和对生命的权力,他认为现代国家的统治者和君主制国家的君王重要区别是:后者只拥有对死亡的权力,即将人处死的权力,但不具备对‘生命’的控制力;而前者则不仅拥有对死亡的权力,还拥有对‘生命’的权力,即通过对出生率和死亡率、再生产比率、人口的繁殖等过程的控制,实现对‘生命’的掌控。因此现代统治者通过‘惩罚技术’对死亡的权力)和‘调节技术’(对生命的权力)的双重掌控,最终实现了对从有机体到生物学,从肉体到人口的全部占有。这种统治者对生命的权力,就被福柯命名为‘生命政治’。” 在小说《蛙》中触及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生命政治”的集中体现,是“生命”无法摆脱“政治”束控的悲哀。

2 群体之罪:对“生命”的戕害与荼毒

“姑姑”曾经是乡间新法接生的能手,曾被乡民誉为“送子娘娘”、“观音菩萨”,然而计划生育工作开展起来以后,姑姑更多的工作不再是接生,而是杀生,她与她志同道合的“战友们”一起像打鬼子抗战一样,以铁腕手段强行把超计划怀孕的女人弄到手术台上,不计后果地实施人工流产或引产,曾多次导致妇婴惨死“一尸两命”的悲剧。这期间姑姑既是冰冷的国家意志的贯彻者,也是老百姓眼中的“活阎王”。叙述人蝌蚪、小狮子及其他计划生育工作执行者则是姑姑的“帮凶”。蝌蚪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与姑姑一起千方百计做妻子王仁美的思想工作,终于把她推上了引产手术台,导致王仁美死亡。而在姑姑晚年“生命政治”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计划生育”这一国策在社会上表现得非常复杂,竟然出现了“有钱的罚着生”、“没钱的偷着生”、“当官的让‘二奶’生”的混乱现象,非法的“代孕中心”也应时而出,这时候的“姑姑”虽然反思过往时认为自己手上沾满了鲜血,是个有罪之人,但在处理陈眉代孕的孩子时,则又一次犯下了荼毒生命的罪孽——她明知道小狮子并未怀孕,还假意为她孕检、接生;她伙同蝌蚪、小狮子、高梦九等人一起抢夺了陈眉生下的孩子;她明知道小狮子并未生育,还自欺欺人地询问她奶水分泌是否旺盛。姑姑与蝌蚪都指望着通过生下这个计划外的孩子可以赎以往迫使王仁美等人惨死的罪行,但这只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自私想法而已,陈眉处处喊冤苦苦寻子的呼唤,昭示着他们的深重罪恶。

如此之罪孽岂可逃脱上天的惩罚?于是作家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主要表达了“复仇”这一叙事主旨。莫言在小说中投置了一个“群蛙围攻”姑姑的情节,用意是显而易见的。谁能为那些被扼杀在娘胎里的娃娃们承担罪名?谁能为他们讨还血债?人的意志受国家政策左右,无力为之,那只好借助自然之力了。莫言用他汪洋恣肆的想像和浓墨重彩的烘托,极具神秘性地设计了“群蛙复仇”的场景。莫言利用“蛙”与“娃”谐音修辞关系,,以及描述过程中普遍而精致的拟人手法,建构起了叙事的象征意旨,“蛙”的神秘象征意旨一直持续到小说的第五部分“九幕话剧《蛙》”的上演,深刻地表达了作家对戕害生命这种行为的批判态度。

3 供奉泥人:虚妄的救赎之举

“蛙”与捏泥造人的女娲的“娲”同音,与“娃”亦可看做同音,因此“蛙”在高密东北乡是生殖崇拜观念下的图腾,且“蛙”产卵众多,因此“蛙”还是多子的象征,而操刀屠戮胎儿的姑姑的行为自然与女娲造人的初衷背道而驰,亦与“蛙”多子的象征相悖。所以怀有深深负罪感的晚年的姑姑对青蛙怀有极度的恐惧心理,听蛙鸣而失眠,见青蛙而胆寒,酒后竟被臆想的青蛙群追得狼狈逃窜,后来甚至上吊自杀。姑姑为了获得灵魂的安宁,嫁给了民间捏泥艺人郝大手,妄图通过塑造、供奉被屠戮的胎儿的泥像来减轻罪责,姑姑对待这些泥人的态度是亲和的是虔诚的,俨然是一种对待真实的新生命的态度,姑姑把“自我救赎”和对“生命敬畏”的情感都寄托在泥娃娃的制作和供奉过程中,但是这种自我救赎其实与烧香拜佛的过了时的迷信如出一辙,充其量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虚妄想象而已,这种忏悔的方式并不能让姑姑获得心灵的解脱,于是姑姑自杀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昔日的国家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到了晚年却因为自己当年坚定地执行了国家的政策而自责自杀!沧海桑田,人心向背,最终也逃不脱中国几千年沉积下来的善恶之念的折磨。自杀未逐后,姑姑认为自己罪无可赦:“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力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与此同时,另一个罪感强烈的人“蝌蚪”则希望能通过写作的方式来赎罪,蝌蚪在第四封信中如是说:“既然写作能赎罪,那我就不断地写下去”,然而蝌蚪的写作也同样不能真正帮助他实现救赎,他只能追问杉谷义人:“被罪感纠缠的灵魂,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在此,莫言向我们再次申明了他的批判观点——逝者已矣,人死岂能复生?泥人并不能代替真实的生命存在,说几多赎罪的话语都是无济于事的,救赎之举注定是一种虚妄的臆想。

4 结语

小说《蛙》中,莫言在给杉谷义人的信中说:“当今这个世界最欠缺的就是这种精神(指杉谷义人所具有的历史反思精神),如果人人都能清醒地反省历史,反省自我,人类就可以避免许许多多的愚蠢行为”,莫言意欲把此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即是在倡导一种反思精神,倡导重新审视对生命的珍惜和敬畏之情,在中国这样“多子多福”、“传宗接代”观念浓郁的国度里,让生育观念回归理智,让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再出现暴力和死亡事件,正是莫言小说《蛙》的批判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2]李松睿.“生命政治”与历史书写——论莫言的小说《蛙》[J].东吴学术,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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