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色是中国人民所习见的颜色种类，考其源流有着长久且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目前学界对于红色及语素“红”的讨论仅仅局限于各自的专业范围，缺乏历史地、整体性把握红色在传统文化与境内的意义。本文通过从文献、纺织、文字及民俗等方面对红色进行考证，得出传统意义上的红色文化的典型性意象是红绫罗的结论，并正确阐释了当下“中国红”文化认知基础。

关键词：丝绸纺织业;红绫罗;中国红

中图分类号：J5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9）04-0283-02

国人尚红传统由来已久，后代“红绫罗”的典型义项就是继承了新石器时代的红色文化，而当下“中国红”则是承继了传统社会中“红绫罗”的意象与文化认知传统。关于红色的文化研究，前辈学者的研究主要从传统文化语境、具体应用语境及当下社会语境进行阐发，没有注意到“红色”在中国形成的独特物质文化基础——红绫罗以及丝绸文化。本文将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语境中分别从传统纺织业中的红绫罗及喜庆文化、红绫罗与红色文化以及当下“中国红”文化三方面开展论述，试图证明红绫罗及相应的喜庆文化对国人红色文化的独特审美感知所产生的作用。

1.纺织中产生的“红绫罗”及喜庆文化

古人的纺织物经常会用红色，这从上古以来就已经初现端倪。先秦时期青铜器《毛公鼎》铭文中有“朱市”、“葱黄”，《辅师嫠簋》铭文中有“赤市”、“朱黄”;“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古墓所出我国战国时代的丝织物中，就有用红、绿二色纬线起花的纬锦。”《尚书》中就有“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其中“三帛”亦孔颖达疏是“诸矦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所执玄、纁、黄之帛”，前两种都是红色;，丝织物总是制作成本较高，所以在整个古代社会都是社会上流的一种身份表征，人们便喜欢用鲜艳的红色，“贵族将市和玉佩组合起来垂在身前，很引人瞩目，从而成为代表身份地位的一种标志”，后世更甚，从一些诗歌中便可一窥端倪。白居易《红线毯》“染为红线红于蓝，织做披香殿上毯”、王建《织锦曲》“红缕葳蕤紫茸软，蝶飞参差花宛转”都以红色为“线毯”、“织锦”的代表性颜色，展示了红色在社会上层的较高的受欢迎度。但红色为什么会成为丝绸织物的典型颜色呢？

红色能与丝绸织物牵连在一起，一个重要原因即红色是女性的象征。李白在《子夜吴歌》中写道：“秦地罗敷女，采桑绿水边。素手青条上，红妆白日鲜。蚕饥妾欲去，五马莫留连。”诗中“红妆”是古典诗歌代指女性的常用名词，早在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中就有“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由于“男耕女织”的传统社会劳作分工，女子往往成为家庭手工业的主要劳动力，而丝绸等纺织品作为赋税制度之一种，更成为女子的社会责任，这些例子在古典诗歌中屡见不鲜。红色与“红花”、“红妆”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前者是丝绸的文饰，后者是劳动力，以至于女子穿红色丝绸纺织物就成为了中华的象征，如宋代范成大在《揽辔录·记南宋干道六年使金》中说：“民亦久习胡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北皆然。而京师尤甚。唯妇女衣服不胜改，秦楼有胡妇，衣金缕鹅红大袖袍，金缕紫勒帛，掀帘吴语，云是宗室，郡守家也。”红色丝绸成为与“吴语”一样的宋遗民的代表与标识。

染色工艺是使红色成为纺织物代表颜色的现实物质原因。古代织物上色，有矿物颜料和织物染料两种。朱砂是常见的矿物颜料，其他矿物颜料有绢云母（粉白色染料）、硫化铅（银灰色染料），皆不常见。织物染料常见的有茜草素（红色）、栀子素（鲜黄色）、靛蓝（蓝青色）以及炭黑（黑色）。值得注意的是，使用套染技术，颜色演变是从淡红色到深红色再到黑中透红的颜色，最后成为黑色，《尔雅》谓：“一染谓之縓，再染谓之赪，三染谓之纁”，黑色是一种明度而非颜色，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上古套染技术主要是红色的浅与浓的变化，古人要通过染成红色再染成黑色，自然红色的染色技术要成熟一些。这种套染技术在后世仍有所发明更新，明末采用红黄色套染技术，在红色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颜色：“金红”、“橘皮红”、“东方色红”等等。

单纯从文字角度也可以看出红色在古代丝绸纺织业的重要性。在《丝绸中的记忆》中，以《说文解·纟字部》字作为分析理据，分别对赤色系、青色系、黄色系、白色系和黑色系的字进行了系联，结果发现表示红色的纟部字相当于其他四个颜色系纟部字的总和：

因为文字的形成与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我们可以认为，红色丝绸意象是在古代非常普遍的现象，古人十分重视对红色丝绸的区分。

2.红色文化与“红绫罗”意象考辩

红色之所以受国人的重视，与古代丝绸纺织业有着莫大的关联，可以说国人对于红色文化含义的经典化认知，是基于古代丝织业的背景之上的，红色文化的经典性意义指向即是“红绫罗”，下面将从语言文字层面、历史文化层面和留存在现代的生活习俗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分析红绫罗意象对于形成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红色文化经典性认知的关键作用。

2.1语言文字层面的“红”

语素“红”的意义有很多，但是通过对传统文化意义上的“红”意义的梳理，我们发现，“帛赤白色”而引申出的“红绫罗”是其核心内涵，具体分析如下。

以上是“红”的典型性义项，我们可以看出，“红”的核心意义就是“红绫罗”，由本义“帛赤白色”引申得出，同时由此出发引申出其他诸种义项，而正如上文所述，“红花”、“美人”义项是和“红绫罗”义项息息相关的，绫罗上面的图案模仿花的样子，表示“花开富贵”，而“美人”不仅是“红绫罗”的制造者，而且是绫罗绸缎作为礼物的接受者，它们的意义是交织在一起的。

“女红”的“红”和“红绫罗”的“红”，发音上只是一声之转，意义上则有着莫大的关联，其共同的本义就是形容丝绸纺织业，后来偏重于纺织品和纺织品颜色的读为“洪”，而偏重于指称纺织过程则读为“工”，从此区分为两个不同的语素。

2.2物质文化史角度的“红”

表示红色义项的语辞有很多，如“朱”、“赤”、“丹”、“绛”等等，然而现在我们只熟悉用“红”来指代“红色”，学界对于这一话题讨论的并不少，关于“红”逐渐成为红色义项的主要指称词语，进而代替其他语辞，这个过程的完成学界一般认为是唐代。然而对“红”的上位化研究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是不能够充分解释这个现象，学者们往往以语言学层面的考察遮蔽了对古代真实社会生活的考察，实际上“红”语素的构词能力强，这一特点背后的真正决定性因素是我国丝织业的发展与繁荣。

丝绸纺织业到唐代达到了十分兴盛的地步，由于语言文字的特点，人们往往喜欢运用自己熟悉的、耳濡目染的事物指称其他相关的事物，由此“红”便从丝织业领域转向颜色域的表意，并由此寄予了人们美好的情感与心理暗示。红绫罗作为典型性的高级丝绸是作为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礼物在生活中为人们所习见的，红绫罗有三点典型特征与文化含义，一是珍贵，制作成本较高，“绫”是“细薄，有花纹之丝织品”，“罗”是“质地轻软之丝织品”，在白居易《卖炭翁》诗中“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也可以说明“红绫罗”的珍贵，可以充当一般等价物;二是消费群体属于社会名流、社会上层，在第二章我们在官服制度方面已有论述，在古代我们可以轻松直接的从衣着服色直接区分一个人的社会等级，白居易等唐代诗人的诗就是站在平民大众立场上讥讽贵族奢靡享受，其着眼点就是贵族对于红绫罗的消费，“宣州太史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三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在婚庆、生辰等宴会上，“红绫罗”往往作为礼物来互相赠送，寄予了朋友之间期望对方飞黄腾达、大富大贵的美好寓意。

2.3现实生活（活化石）中的“红”

在甘肃等地的民俗中，红色的绸缎是赠送亲友的典型性礼物。在升学、婚庆、新房子或新车以及新铺面的庆祝仪式上，人们往往要给升人大学的学子、步人婚姻的新人、刚刚建好的房梁、新买的汽车以及新开的店铺招牌上盖以红色的绸缎，以寄予美好的祝福，人们将这种红绸缎称为“被面子”，事实上在较传统的家庭中新婚夫妇的被子也确实是红色的丝绸做成的。王国维先生主张考古数据与文献数据并重，所谓“二重证据法”，其实古代的生活有一部分依旧保留在地方民俗之中，可谓“活化石”，我们可以通过现代红绫罗作为礼物的民俗，一窥古人的生活习俗。

3.当代“中国红”文化浅析

当代中国红色的文化内涵较为丰富，既保留了传统意义上“红绫罗”的文化内涵，也保留了上古带有神秘宗教性的红色内涵，同时又吸收了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下的红的意义。典型的当代红色可以用“中国红”来指称。

以上三种“中国红”义项只是粗浅分析其意义指涉，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与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红越来越成为中国国家文化的一种标志，让更多的的人通过中国红了解中国，与之相类似的是，在古代中国，西域各国人民正是通过丝绸之路的红绫罗来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总有相似之处，但当下的中国红是革命的红与红绫罗的红相迭加的结果，西方观念中的中国红首先是红色政权、革命的红，其次则是孔子学院举办的具有传统文化气息的喜庆中国年，在这个过程中，便脱离了西方文化语境中对红色的负面的判断，走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红的文化与意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