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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雕塑中的纪念碑性

作者:马宏峰 字数:4840  点击:

“纪念碑性”是巫鸿先生提出的新兴词汇,主要针对于中国古代的美术和文化,和纪念碑比较起来它的内涵更加抽象,不再是指具体的某一事物,而是从历史学的范畴,指某些事物本身所包含的一种纪念和代表意义的特性。巫鸿先生还曾经以“纪念碑性”为主线探究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逻辑,既然中国古代艺术有如此的逻辑脉络,那么中国古代的雕塑是否也可以按照这样的角度分析?本文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介绍中国古代雕塑的发展路线,然后借用纪念碑性的角度分析判断其所蕴含的逻辑形式。

1.中国古代雕塑的发展

雕塑在古老的中国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艺术活动。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陶鹰鼎、玉龙、陶猪等一系列陶制雕塑的出现,拉开了中国古代雕塑发展的序幕。由于这一时代还没有先进工艺的出现,人们也开始形成最原始的宗教信仰——对于自然界的崇拜,因此几乎所有雕塑都是采用现有的材料(如泥土)模仿自然界的动物或图案,再经过夸张地抽象最终形成极具装饰性的物品。发展到商周时代的雕塑作品则偏重于动物、人物外形的塑造,此时的青铜艺术发展迅速,因此多出现一些青铜雕塑,后母戊大方鼎就是此时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如图1)

由于只有王侯才能使用铜鼎,鼎成为拥有权利的贵族重要的一种祭祀礼器,再加之此鼎体积庞大、造型庄严、纹饰奇特,因此成为商朝贵族权利艺术最典型的象征。言而总之,这一时期的雕塑多采用一些夸张变形且奇特的纹饰,以达到渲染出一种威严、庄重、神秘的气氛的目的。

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雕塑艺术更成为宣扬王权威严的政治手段,其种类也开始出现多样化,比如建筑装饰、青铜纪念、墓葬明器等方面,最为壮观的莫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兵勇的形态栩栩如生,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精细逼真,从总体看,秦代雕塑朴实厚重、庞大强壮、气势恢弘,具有崇高的审美特征。到这里必须提一下 “武梁祠”,它是山东省嘉祥县武氏家族墓中的一座小祠堂,东汉晚期的桓灵时期所建,祠堂主人事武氏家族的武梁,因此而得名。这也是2世纪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祠堂,距今已1800多年,他内部装饰了大量完整精美的画像石,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随着时间的流转,佛教思想开始流入古老的中国,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儒家思想发生碰撞和交融,因此统治者利用宗教兴建一系列的寺庙、造像等,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敦煌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等。(如图2)这些石像雕塑注重细节的刻画,具有夸张的特征和神态,技术也已经相当纯熟,雕塑的形象和主题大都和宗教相关,因而其形象具有神话的倾向,这也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对于宗教的崇拜和敬仰之情。

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古老的中国也打开了与西方世界交流的大门,丝绸之路的拓展让中国古代的雕塑也汲取了西方的养分,整个雕塑艺术在隋唐时期也大方异彩。这时的雕塑除了宗教造像之外,增添了陵墓雕刻、陪葬雕塑、人物肖像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佛雕作品多呈现典雅优美又不失活泼之美,雕塑风格多样化、技巧也相当纯熟。(如图3)直到宋代,市民阶层逐渐壮大,代表市民审美趣味的观念也开始蔓延,雕塑也因此受到影响,不再是那么的遥不可及的神圣面貌,开始出现一些世俗化、生活化的形式, 这种形式的延续发展最终转变为装饰性、玩赏性的雕塑,此类雕塑在明清时期最为鼎盛,但是相比前期的作品缺少深度的内涵。

回顾过中国古代雕塑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其文化内涵发展的主要脉络可以表示为:原始的信仰(自然界)——巫术(神灵、鬼怪等)——宗教(佛教、道教等)——中西方的融合——世俗化——装饰性、观赏性。

2.纪念碑性

“纪念碑性”的英文单词为monumentality,来源于拉丁文monumentum,本意是告诫和提醒。在国内关于“纪念碑性”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会参考巫鸿先生的研究思想,巫鸿是当今研究中国美术和文化最受关注的学者之一,他编写的《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第一次提出“纪念碑性”,这一概念也成为当时各国学者争论的焦点。“纪念碑性”的提出是相对于确切的“纪念碑”而言的,而且“纪念碑性”的意义更加抽象,对于它的解释可变空间大,还可以避免人们将其与先入为主的传统纪念碑所混淆。

概括可知,纪念碑性是指具有纪念意义的某种精神内涵,可以是纪念神灵、人物、事件或者任何具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并以一些自然或者人工造物为表现对象,使他们可以永久流传为世人所知。

巫鸿先生提出“纪念碑性”的背景一般认为主要是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最近这些年来“纪念碑”这一概念在艺术史领域的界定越来越宽泛,现在人们对于“纪念碑”的观点和评价也越来越突破传统,纪念碑也不再是指那些高大威严庄重的建筑物——自由女神像、人民英雄纪念碑等,人们也改变了传统的依靠尺寸、材质、造型以及地点等形式对于纪念碑的理解,开始转向从功能的角度判定一个物品属不属于纪念碑。另一方面,巫鸿先生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本科生一门叫《中国古代艺术与宗教》的课程,选课的学生来自各个不同的专业,然而他们对于中国古代美术和文化都知之甚少,因此巫鸿先生面临着一个难题,就是该如何向这些学生们详细阐释中国古代高深的美术和文化。那些英文翻译成“可携带器物”(portable objects)的盆罐容器或者装饰品,看起来不是特别惊艳,却是具有特殊纪念碑性的礼器,它们以特殊的视觉造型、物质形式、制作手法以及文化内涵形成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东西,可能代表权威的宗教、不可逾越的礼仪甚至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或者可以说,其中所蕴藏着的内涵堪比埃及金字塔般的文化、政治、宗教和美学含义。

纪念碑性的主要含义是指纪念的状态及内涵,它决定了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意义,其外在表现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纪念碑。

1903年,奥地利艺术史家、理论家Alois Riegl在他出版的《纪念碑的现代崇拜:它的性质和起源》一书中,阐述了纪念碑性不仅仅存在于“有意而为”的庆典式纪念建筑或雕塑中,它所囊括的对象应当包含一些“无意而为”的东西(如历史文献或者古文明遗址)以及任何具有“年代/时间价值”的物品。 1980年美国学者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的《对于废墟的需求》被马塞诸塞大学出版,他从美国国内战争之后人们要求将葛底斯堡战场纳入“纪念碑”的事件中,总结得出纪念碑可以以任何的形式存在,它绝对不必是一座让人望而生畏的建筑,甚至只是一件天然形成的物品,比如一棵树或者一个十字架。

虽然这两位学者对于“纪念碑性”的理解区别较大,但是Riegl和Jackson都认为类型学和物质体态并不是判断一个物体是否属于纪念碑的主要因素,真正使一个物体成为纪念碑的是它本身所包含的纪念性。[1]纪念碑即使丧失了纪念功能仍有物质形式的存在,然而纪念碑性则一般要依赖具体的物质而存在,这就是此二者最大的区别。(如图2)

“纪念碑性”的主要意义就是把代表并描述了艺术、政治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2]不管纪念碑的形状、质地如何,,总要承担着保存记忆、构造历史的功能,总尽可能的使某人、某事或者制度永久流传,总要巩固特定的社会关系或者某些关联物之间的纽带,总要划定某个礼制行为或政治活动的范围中心,总要实现实际生活与神灵鬼怪之间的互通,或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判定某一物品是否具有纪念碑性也有一定的限制条件,首先就是不能孤立的看待这一物品,而必须注意不同地区、时期的文化差异,将其放在当时的语境下,研究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最终可形成一个有机的序列,反映着不断变化的历史和回忆。

3.纪念碑性在中国古代雕塑中的延伸

巫鸿先生曾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中,提出他对中国古代纪念碑的评价观点。首先就是这些中国古代的纪念碑都包含了特定的纪念意义,代表了当时设计建造者们纪念、崇拜的心理。其次,这些纪念碑多采用最昂贵的材料和最先进费力的技术,在建造的过程中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虽然和民间私人制作的器物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材料的选择以及细节的刻画上。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纪念碑性”的可以转移特性,不同种类的器物在各自的历史时期或都承载着类似的“纪念碑性”。

既然如此,那 “纪念碑性”也是可以衍生到中国古代的雕塑作品当中,从前面部分对于中国古代雕塑的回顾历程,可以总结出具有纪念碑性的雕塑大多集中在宗教、寺庙、陵墓等方面。下面我将举例分析中国古代雕塑中纪念碑性的延伸。

汉代是雕塑艺术发展比较辉煌的时期,题材来源丰富,整体造型粗犷、气势雄浑,且以宫殿、庙宇、墓雕为主。另外有装饰墓室的石像,殉葬的人形或者动物形态的雕刻等等。最为著名的莫属霍去病墓前的一组石雕,整体构思独特、形象活泼、气势逼人,这些雕塑互相关联构成一个庞大的雕塑群,承载了汉代人对于霍去病大将军的记忆,象征了他为汉朝所取得的丰功伟绩。[3]巫鸿先生曾指出汉代以前目的当中没有以石头为材质的雕刻,石质雕塑的出现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不仅仅是因为石质可以经久保存的特性,更是因为它代表了“永恒”的含义。这也就将人们对霍去病的敬仰与这些石雕的含义联系起来,一方面是造型的雕刻上以及情感的表达上都体现出了纪念的意义;另一方面通过大量的雕塑形成巨大的雕塑群体,给人们一种强大的视觉冲击力、一种压迫感和崇高感,让人们看到这些雕塑就能记起霍去病那曾经的战绩和辉煌,最终达到纪念碑的效果。由此可见,这些墓葬雕塑都具有一定的纪念碑性。

武梁祠是东汉时期武氏家族的一个小祠堂,位于山东省嘉祥县城南15公里纸坊镇武翟山村,其中的墓群石刻是至今保存最完整的珍贵艺术品,有石阙、石狮各1对,汉碑2块和武氏祠画像石44块。

所有的画像石分层分栏布局,坡顶的石头上面刻有祥瑞图;东西山墙的山尖部分,分别刻有东王公、西王母以及仙庭;山墙山尖的以下部分和后墙共分四栏,上面的形象包括一些人类祖先、先贤帝王、孝子和列女、刺客和义士、车马出行、拜谒庖厨、楼阁人物等图像,图像多处并附有说明文字。

所有的这些题材和形象都表达了死者、他的家人、建造者甚至当时人们的一种理想,他们崇拜人类的祖先、先贤帝王,他们都希望成为孝子或者列女,可以做正义的烈士,这一切的美好愿望都寄托在这些石刻像之上,祠堂的主人希望自己的后代也可以像自己一样以这些崇高的愿望为终身的指引。所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些石刻像本身就是一群被寄予希望功能的载体,这也是奥地利艺术史家Alois Riegl所说的“有意而为”的目的性雕刻,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让后人永远铭记那个时代值得被称颂的事迹,纪念碑性也因此得以体现。

4.结语

虽然列举了个别案例分析中国古代的雕塑具有纪念碑性,但是这以推论并不能就此覆盖所有的范围。比如中国古代很多作为陪葬的人形和动物形的俑,他们又有什么纪念碑性那?以被评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为例,秦始皇仿造他生前的整个咸阳城建造了整个陵墓,这些兵马俑连同他们的战车和武器都被克隆出来。或许在我们看来这些兵马俑都是具有纪念意义的珍贵文物,但是放在当时的语境下,兵马俑只是秦始皇私人权利的象征,他不甘心像平凡人一样生老病死,想在死后继续做皇帝。

当然这其中也参杂了中国古代一直流传下来的巫术,就是人死后可以继续以灵魂的方式存活下来,他们相信世间有神灵和鬼怪,如果在活着的时候做了坏事,死后会受到各种惩罚,也因此才会建造这些可以永不腐朽的兵马俑保护自己。

因此,只能说中国古代雕塑具有一定的纪念碑性,但并不是所有的雕塑或者这些雕塑是完全以纪念意义而存在的。

参考文献

[1][美]巫鸿 .孙庆伟 .九鼎传说与中国古代的“纪念碑性”[J].《美术史研究》.2002(1).

[2][美]巫鸿 .李清泉,郑岩等译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

[3]陈亮.汉代墓雕塑群的纪念碑性[J] .《十竹斋艺谭》 .2009(1) .P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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