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禁忌语和委婉语是因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一种语言现象。本文主要量化分析了汉语中禁忌语和委婉语的类别，以及其所体现的世界语言文化的普遍性和汉民族文化的特殊性。

关键字：禁忌语；委婉语；政治制度；儒家思想；思维模式

1 前期成果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也就是说，语言服务于文化，同时也反映了文化的需要；文化以语言为载体，同时也规定了语言的发展方向。

在言语交际中，有一些词语人们是闭口不谈的，即禁忌语。如在中原一带，人们对岁数的概念是比较忌讳的。据《北平风俗类征·语言》引《朔纪》云：“燕人讳言四十五岁，人或问之，不曰‘去年四十四岁’，则曰‘明年四十六岁’。”而在交际中，当人们不能或不愿说出禁忌的名物或动作，但又不能不指明以保证沟通的正常进行时，人们就只得借助，甚至创造出来一些好听的暗示性的词语来代替。于是，委婉语应运而生。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认为：“不直言其事，故意把话说得含蓄、婉转一些，叫做‘委婉语’。”

建立在对禁忌语和委婉语的理解之上，前期学者对禁忌语、委婉语背后所蕴藏的内涵进行了分析。邢福义先生认为禁忌语体现了人们相信语言符号可以代表拥有超自然能力的神灵祖先。出于灵物崇拜，人们选择闭口不谈这些神灵祖先的名字或使用其他词语将其替代。吴礼权先生认为汉语委婉语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政治礼法制度的制约使人们言语表达思想与情感的方式更加隐晦曲折；二是由于汉民族含蓄、内向、深沉的心理和螺旋式的思维模式；三是在我国历代的诗歌、词、曲等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十分推崇委婉的表达方式。李军华先生则系统地分析了禁忌语和委婉语的联系与区别，突出强调汉民族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推崇中庸重义求雅的社会心态。

笔者主要通过统计禁忌语、委婉语在汉语中的类别，数量，通过这些量化的分析使读者对这类词语的分布有一定的了解；另外对比展现了不同类别的委婉语所集中体现的文化内涵，以供进一步探讨。最后结合前期的研究成果，笔者详细陈述了禁忌语、委婉语在各类不同的语言中体现的普遍文化内涵和在汉语中展现的文化特征，借此来突出这一语言现象在交际中的作用。

2 委婉语词汇统计

由于我国汉语有着悠久的历史，以及深厚的文化发育沃土，所以汉语中委婉语的数量还是比较庞大的。在《汉语委婉语词典》中，张拱贵先生把收录的近三千条委婉语分为十三类，具体见下表：

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知道“死亡与殡葬类”的委婉语数量是最多的，将近占全部收录词汇数量的四分之一；为体现追求雅致，避谈不洁事物的心理，“性爱与生育类”委婉语的数量也是比较庞大的；而“品质与性情类”“动植物名称类”委婉语的数量比较少，一个原因是这两类话题没有像疾病、生死，那些关乎命运的词汇一样具有高敏感度，所以使用的时候就更加随意。比如人们完全可以直接说某人麻木、迟钝，而不是像《金瓶梅词话》里面提到的“当初因为你的事起来，你做了老林，怎么还恁木木的！”。值得注意的是，委婉语经常随着社会变革和禁忌的改变而变化。换句话说，有些词汇，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人们使用，便被接受并认同其比较直白的说法，比如人们不用委婉说法“大虫”“山猫”“毛虫祖”而直用“老虎”。

另外，不同类别的委婉语所主要体现的文化内涵也是有差别的。有些类别主要体现言语求雅的文化观念，比如“性爱与生育” 类；有些则体现含蓄内敛的民族心理，比如“家庭与婚配”类。不同类别的委婉语在展现同一文化内涵时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具体请看下面两张表格：

体现我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宗法制度特点的委婉语占死亡与殡葬总类的14%，而占疾病与伤残类的只有4%。所以在分析委婉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时，笔者认为应逐一具体分析，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从而加深对委婉语理解。

3 汉语中禁忌语、委婉语背后的文化内涵

3.1 作为语言，汉语禁忌语、委婉语体现了人类语言普遍的文化内涵

1.对于神灵祖先的敬畏。

整个人类社会在对大自然认识的最初阶段，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人们无法理解生死、雷电、地震、日月全食等自然现象，从而产生了恐惧心理、敬畏心理。人们相信语言的魔力可以赋予那些令人敬畏的妖魔鬼神的名字超越自然的力量，通神达怪，佑福驱灾，这种现象慢慢发展成为语言的灵物崇拜。人们将代表祸福的词语看成是祸福本身，在言语生活中，十分小心谨慎地使用这些词语，唯恐触犯神灵。对于英美国家来说与上帝有关的词是神圣的，不可以随便使用亵渎，于是就产生了许多委婉语，例如：“Our father”（我们的主父），“the Maker”（造物者）等等。在中国，晚辈们做什么事情首先要对得起的是他们的祖先而不是上帝，加之古代早期人们在观念中把象征物和被象征物混为一体，人身抽象为一个名字，名字则被物化为人的各个方面，后朝历代不断地深化这一观念，“名讳”制度应运而生。这点笔者会在后面的论述中会详细分析。

2.体现了人们对尊严的维护。

在生活中，人们会把社会尊严看作是十分重要的东西。衡量人们社会层次的一个标准便是职业，在人们的潜意识当中会把脑力工作者视为高贵的工作，体力工作者看作卑微的工作。为了维护那些从事被认为社会地位相对低下人员的自尊，人们会使用委婉语来抚慰这些从业人员的心理压力和感情刺激。比如说在西方“ garbage collector”（清洁工）变为“sanitation engineer”（公共卫生工程师），现代汉语中则使用环境美化师，，保洁人员等词。这些委婉语的产生突出了人类的共同特性：追求平等的意识，渴求得到社会的认同与尊重。另外，人们也会为了维护一些境遇不好、深处不利地位的人或事，创造一些委婉语。英语中把穷人称为“ the needy” （需要帮助的人），称不幸的人为 “be down on one’s luck” （时运不佳的）。 在汉语中这样的现象就更为多见：称考试的不利为“坐红椅子”“失利”“落榜”；称仕途的不利为“初衣”“谪仙”“青衫”；称处境的不利则用“怀壁”“贾谊服鸟”“抱璞”等词汇来委婉表达。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倾向选择使用这些既可以维护尊严又有一定慰藉作用的委婉语，使对方得到心灵的抚慰。

3.2 从汉语所在的特有语言环境来看，主要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文化内涵

1.封建政治体制，宗法制度。

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王朝。从此，封建制度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占绝对的统治地位，直至西方列强打开中国清朝国门，发动鸦片战争，才逐渐走向没落。在这长达两千年的封建文化统治中，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制约着人们，使人们无法自由的表达思想和情感。尤其在汉武帝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人们在儒家思想和集权专制的双重影响下就显得更拘束了，等级尊卑观念愈加强烈，宗法礼教制度愈发森严，这一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委婉地表达死亡的概念和对名字的避讳上。

死亡是一种普遍存在且不可避免的正常生理现象。“人生自古谁无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左传》上记载，早在周代时就把人分为“十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也。”包括后来成为社会主流思潮的儒家思想也推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上下有序”的礼制格局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等级观念。一方面要划分等级，凸显贵贱区别；另一方面出于对直接表达“死”这一概念的本能恐惧，大量的死亡用语和死亡代语产生了。《礼记》中记载到：“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在西方虽然也有多种对死亡概念的表达，比如： pass away（去世）， die（死亡）， pop off （翘辫子）等。但这些词汇的区分主要是在语体上的，而不牵扯等级观念、政治制度等问题。即第一种为正式语体，第二种为一般语体，而第三种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比较随便的语体。

另外，名讳制度在我国也是比较特殊的。在西方社会，人人要面对一个在自我肉体和灵魂之上的上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面对上帝的平行线。而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人与人之间是亲族的链环关系。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极力强调个人价值，而比较关注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谁的后代？我们是否令他们满意？这些问题反映了中国社会比较关注人际链条及个人在这些链条中的位置。这种一代代祖、父、孙的神秘之链，凸显了一种超出政治、经济和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伦理范畴的无形力量。出于等级制度和尊卑认识，人们要避国讳、官讳，比如汉武帝名彻，蒯彻改为蒯通；司马迁的父亲名“谈”，在写《史记》的过程中就忌用“谈”字，以示对祖先长辈的尊敬。

2.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社会生活观念。

（1）中庸之道

儒家文化深深影响着汉民族，中庸和谐作为孔教人文主义的思想精华渗透在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样的情理精神大部分是直觉的，即任何信条，在中国人看来，仅在逻辑上合格是不够的，还需要符合人类的天性。也就是说人要尽量将自己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内蕴于心，完全不表现出来，即使表现出来也要使之和谐地表现出来，不要冲动甚至是毫无节制地表现。所以人们在语言表达的时候，多不采用极端的字眼。有相当一部分委婉语就是因为人们尊崇中庸之道，不愿把话说得太绝对而产生的。比如拒绝做某事可以说成“敬谢不敏”，而不是直接告知对方自己不想做。

（2）重义轻利

人们对钱表现出漠视、不屑的态度，在语言上耻于谈钱。比如，《聊斋志异·仇大娘》便记载：“夜与弟共发之，石池盈丈，满中皆不动尊。”“不动尊”，意谓钱币不用而收藏，犹如佛安坐不动，是对钱的雅称。张拱贵主编的《汉语委婉语词典》中收录的有关金钱的委婉语就有147个。中国古代尤其是文人，往往用委婉语替代“钱”这个字眼，以此来表现他们淡泊名利，蔑视俗世，崇尚道义，追求风雅的高尚情操。

（3）求美求雅的心态

委婉语还体现了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人们对生活追求雅致的社会心理。如果一个人满口的污言秽语，就会被社会指责为没礼貌；如果一个人可以在交谈中合理地使用委婉语就可以使其谈吐显得大方雅趣。人们在情感上的天然本能会抵触一些使人不愉悦的事物，像涉及生理器官、生理现象、男女性事等内容。相对来说，西方社会对于“性”的观念较为开放。而我国，尤其是在古代，人们受着儒家思想的熏陶，性心理是含蓄而害羞的，对于男女之事向来是讳莫如深。如：

宝玉只管红着脸不言语，袭人却直瞅着他笑。迟了一会，宝玉才把梦中之事说与袭人听。说到云雨私情，羞得袭人掩面伏身而笑。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遂强拉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之事。

（曹雪芹 《红楼梦》 第六回）

这段文字有三处“含糊词语”来委婉表达宝玉的性事，即：梦中之事，云雨私情，警幻所训之事。可见中国人在提到这方面的事是半遮半掩，吞吐婉转的。

3.民族心理和思维模式。

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倾向于对感性经验做抽象的整体把握，强调内倾性，以“辩证统一”螺旋上升曲线的运思途径为主；而西方则强调理性分析思维，重视向外探索，呈“直线”的思维模式。中国人是注重理性的，但这种理性非思辨理性，亦非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理性，而是围绕与现实伦理关系的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特点决定了各个民族文化走向的差异。中国人在政治上强调“大一统”来调和社会矛盾，用“仁”“礼”来规范人言行；在社会文化上，人们注重向内探索和内部与外界的和谐，推崇秉持中庸之道，所以不愿意性情外露、话语直接。渐渐的，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下，我国形成了具有内敛、含蓄、稳健等特点的民族心理。而这样的民族心理结构又影响着语言表达方式，促使汉语中委婉语大量产生。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注重“整体”把握的思维模式，所以人们常常运用“联想”“类比”等手段激活各文字片段从而获取宏观意象；并且我国的文字，有许多一字多音的现象，可以促进这种模式在语言环境中的运行。比如明朝冯梦龙编辑的《山歌》中，就有这样的作品：“郎作天平姐作针，一头砝码一头银。情哥你不必多敲打，我知得重和轻。只要针心对针心。”借助汉字的谐音双关，将“针心”和“真心”联系起来，从而含蓄地表达了中国传统女子渴望得到真挚爱情的心情。从这个角度讲，委婉语也展现了我国汉字文化的部分特点。

4 结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外国友人来到中国参观学习，越来越多的国人也走出国门访问交流。随着国际交往日益密切，人们的交际必然会呈现跨文化的趋势。委婉语作为社会文化领域中比较特殊的现象，是很有必要加以深入研究的。使用委婉语是一门语言艺术，只有细心研究并理解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才能熟悉其功能，进而拥有良好的语言交际能力，最终促进社会各项工作的开展。

[参考文献]

[1] 邢福义.文化语言学 [M] .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308-311.

[2] 李军华.汉语委婉语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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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拱贵.汉语委婉语词典 [M]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

[5]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M] .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