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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所引发的环境伦理的反思

作者:韩欣雪 字数:4768  点击:

摘 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焦点问题,雾霾更是成为近期新闻里的热点词汇。本文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对目前环境污染的形式之多、范围之广进行了探讨,找出了人类过分以自我为中心和公共道德丧失这两大原因,并且举例说明其危害性。其次对其解决方法提出了构想。其一,人类中心主义理念向生态中心主义理念转变,其二,片面私德向公共道德转换。预期通过这两种构想可以真正地从伦理学的角度解决环境问题。

关键词:环境伦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私德;公共道德

环境保护问题是全世界各领域的学者共同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环境问题想要得到彻底的解决,除了需要制定一系列的行政政策和规章制度,同时运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外,还必须从伦理学下手,从伦理道德上解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然后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从而建立一个完整的环境道德理论体系。

1 目前灾害性天气的现状

今年春节期间雾霾比往年更为严重,究其原因是春节期间燃放鞭炮已经成为一个传统习俗。特别是除夕的晚上,鞭炮的声响不绝于耳,空气一片浑浊,弥漫着一股火药的味道。在中国古代传说中,除夕本是一种凶恶的怪兽,每到岁末便出来害人,所以家家户户燃放爆竹来驱除夕兽。但是大量地燃放鞭炮和烟花形成了严重的污染。环保专家表示,雾霾天气的形成除了气象因素外,大气污染物主要是大量排放的颗粒物。当形成雾霾天气的时候,大气颗粒物浓度无论是PM10还是PM2.5都较非霾天气时有明显增加,而烟花爆竹的燃放亦是加重空气污染的一大途径。面对越来越严峻的雾霾现象,环境保护的迫切性愈发明显。众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进行思考,并试图探寻环境污染的最佳解决路径。

雾霾问题只是人类与环境矛盾的冰山一角。事实上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错综复杂,现存的环境问题远不止雾霾污染一种。人类社会发展了这么多年,环境问题始终存在。比如说:水污染、光化学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地球上资源的枯竭引发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思考,并致力于探究其成因和解决的路径。

2 环境恶化的伦理学成因

2.1 人类中心主义思维长期占统治地位

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早期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统治欧洲时宣称“上帝给予人以统治整个世界的权利”,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亦成为人们“不言而喻”的统治思想。在当时“上帝为人类利益而创造自然界”的思想是一个普遍的信仰并贯穿于整个西方历史。

现在,人类中心主义分成了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两种。强式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之外的客体的价值取决于它们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强调人类需要的决定性意义。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则承认,这些客体还具有转化人的价值观的价值,即它们不仅使人的需要得到满足,还为人们建构和批评人的需要提供价值基础[2]。因此有必要对人的需要做某些限制。

总的来说,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大自然界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环境道德的唯一相关因素是人的利益。因此人只对人类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大自然的义务只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具体来说,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原则只通用于人类,人的需要和利益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价值,是道德的唯一相关因素。因而人对非人类存在物的关心只应限于那些对人类有用的自然物,而且对这些自然物的义务也只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认为人类只要根据“开明自利”的原则来指导和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危机和生态失调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2.2 公共道德的缺失

基于以上现状,笔者以为这是由于社会上很多人公共道德的缺失引起的。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说白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们为了争夺资源,满足私欲,不择手段,以牺牲公共环境为代价来满足一己私欲。

公共道德的丧失会导致“公地悲剧”的发生。“公地”作为一种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对其都有使用权,而且没有人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而这一行为造成的结果是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枯竭。过度放牧的草原、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以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它们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了事态的恶化,这样就导致了环境的破坏。为了争夺公共资源大家抢占先机,这样到头来只会害了自己。如果我们还只是一味地追求私德,将环境问题放置一边,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就是资源掠夺之战,人类也会在抢夺资源的战争中消失。

3 完成环境伦理的理念转换

20世纪中叶以来环境的破坏越来越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困扰着人类。最近发生在我们周围的雾霾,干旱,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害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保护环境迫在眉睫。恩格斯曾经告诉过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3]。”为了使“公地悲剧”这样的案例不再出现,必须转变我们的观念,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转为生态中心主义思想,也就是说从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转向以生态环境为中心的思维理念,从人定胜天的理论转向天人合一的理论。另外一点就是应该对公民进行道德的培育,只有大家都放下片面追求私德的想法去追求公共道德,人们普遍地形成了公共道德意识,这样才能从伦理学上解决环境保护的问题。

3.1 完成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的转换

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由来已久。13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阿奎那斯认为,在地球上只有人类才具有理智,上帝在地球上的创造物也只能受人类主宰。他还认为理性决定一个生物的优秀程度,智力越高越优秀。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伦理学的创造人,他认为只有具有理性的生命才应受到道德的关注。康德的结论是人类对于动物、对于自然界,是没有什么责任的。笛卡尔的机械论常被称为现代哲学,他的理论对于推动18、19世纪的现代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他的机械论又是破坏当代环境的哲学根源。在他看来,人类与其他的动物和自然界的其他部分有着严格的区别。所以根据笛卡尔的理论推理,人类对其他动物或自然界没有什么责任,除非对它们的处理影响到了人类[4]。在这里我们发现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从中世纪一直延续至今,它不仅致力于解释世界,而且更侧重于控制世界、改变世界。人们屡屡使用这种世界观去改造世界,从而造成了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当然这样的观点的提出都是基于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而如今,我们必须明确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能从小我出发,人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也不能从人类自身出发。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应该受到规律的制约。“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等早已成了人们的笑谈。

对于生态危机的关注源于人类的觉醒、自识和反思意识。众所周知,人的行为总是在一定的思想意识指导下进行的。人们在教训面前逐渐意识到,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行不通,只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造福千秋万代。所以“以生态环境为本”的思想顺应了人类自我认识和发展的潮流,它是建立在对以往自然观,特别是近代以来机械论自然观的批判基础之上。这一思想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理论旨归,用“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来取代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摈弃利己主义,采用社会契约论,进而达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结合。新自然观的突出特点,则是明确地把人类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旧自然观由于把人类同自然界对立起来,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把自然界当作人类单纯索取的对象,片面地主张剥夺自然、征服自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工农业肆意发展导致生态平衡被破坏,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严重的生态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新自然观清醒地看到了旧自然观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上的恶果,响亮地提出了爱护自然、保护生态平衡的口号,力求做到人、自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5]。

3.2 完成只追求片面私德到公共精神培育的转换

中国人追求私德忽略公德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古代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最为典型,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道德教育。孔子十分重视道德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儒家有“天人合一”、“仁民爱物”等主张。因此,西方一些学者——如施韦策等人充分肯定了儒家具有生态伦理思想。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道德学说、伦理学说,它的根本目标是要“为天地立心”,亦为人确立安身立命的道德基础。儒家也试图通过确立自然界的价值论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提出了自己的生态伦理观,其为人的价值观、伦理观所确立的核心是“仁”和“义”。“仁”是对人的内在要求,“义”是对人的外在约束。

“仁”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孔子提出的,它是指人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应该达到的一种境界。儒家首先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度上界定“仁”。“仁”是什么?“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显然儒家是从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去界定“仁”的含义的。在此基础上,儒家进而将“仁”的对象由人扩展到物,从人到物、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维度上去界定“仁”,将“仁”的道德对象由人推及物。其次,儒家在对“义”的理解中也肯定了自然界的道德地位。在儒家看来,要达到“义”的标准,就要符合“礼”的要求。荀子说:“行义以礼,然后义也。”

然而儒家只是一直在强调个人的道德,应该看到,在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生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私德而轻公德的特点,人们既自私又缺乏独立人格,虽从众却缺乏公共精神。尽管古代中国也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传统,但在专制制度下,皇帝一己之私被当作天下之大公。芸芸众生只是作为“匹夫”为之尽责,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以,儒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价值理念,成为国人传统的基本处世原则。更有韩非子《五蠹》中所说的“公民少而私人众”。而正如林语堂在《中国人》里写道“在中国,如果一个人有公共精神,他就会有危险。虽然我们敬佩他们,热爱他们,但我们不希望家里有这样的人。当我们看到一个男孩子有太多的公共精神,以致使自己陷入窘境时,我们会大胆地预测这个男孩将是他父母的灾星。如我们能早早地阻止他自然是再好不过了。所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莫谈国事”几乎成了生活的常态。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必须具备最起码的公民素质,对于古代的私德思想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里我们讲不能完全不要私德只要公德,这样也是不行的,我们要将追求片面私德的思想转变成公共道德的思想,完成环境伦理理念的转换[7]。

公民道德教育可以引导公民总结公共生活经验,确立公共理念,形成公共良知,也可以引导、推动与激发公民将公共理念转化为公共情感、公共意志和公共信念以及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共生活态度和行为取向。由于公民公共精神本质上是理性化的道德精神,因而它的培养更依赖于教育。公民道德教育是培养公民公共精神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路径。要培养公民公共精神,就必须高度重视并改进公民道德教育。

参考文献

[1]赵玉春、王仁乔.做好灾害性天气总结的几点思考[J].第四届全国灾害性天气预报技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

[2]许鸥冰.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

[3]章海荣.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简·汉考克.环境人权:权力、伦理与法律[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5]吴江生、苏玉菊.论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J].海南:2009

[6]林红梅.生态伦理学概论 [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7]左伟、黄成华.以生态环境为本:生态伦理的核心理念[M].苏州: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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