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相传为两千四百多年前老聃所著（关于《老子》一书的作者和具体著书时间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议，在此采用较为广泛之说法），后世从西汉末期杨雄开始，又称《老子》一书为《道德经》。《老子》全书中有三分之二的章节在谈论或涉及到政治。从某种角度上看，《老子》一书就好比西方哲人柏拉图之《理想国》，同是在提出相关理论的同时在理论基础上构建一理想的政治社会蓝图。对于老子之理想社会，简而言之，“小国寡民”也。当然，“小国寡民”只是老子之理想社会诸多表现中比较具有概括性、代表性的一个，在此以“小国寡民”代老子之理想社会。

在这一理想社会中亦存在其统治者，即老子所谓“圣人”。《老子》一书曰：“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辱之。”（第十七章）由此可知，老子将统治者按不同的情况分为四种不同的等级。其中，对于最正确的统治者，人民是不知道他的存在的，而最差的统治者是被人民所轻辱的。处于两者之中的统治者或是被人民亲近赞美，如儒家所谓统治者；或是被人民敬畏，如法家之所谓统治者。老子认为，最好的统治者，即圣人，管理社会之方式是“无为而治”，很少发号施令。圣人循道治世而人民不知，，其政治权利丝毫不会逼临于人民身上。“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第四十九章）人民不会感觉到国家作为一集体的存在，如果统治者、政府或国家集体被人们“察觉”其存在，那就非“循道”，非“无为”。而圣人治理下的社会，民风淳朴，生活安定，人民结绳记事，无勾心斗角之嫌，无尔虞我诈之弊，人人都会回到如婴儿般之纯真状态。

此便是老子之理想社会。若与其相较，西方哲人柏拉图之理想社会“乌托邦”之治国方式则几乎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在柏拉图之理想社会中，亦存在其统治者，即柏拉图所谓“哲学王”。“哲学王”好比老子之“圣人”，皆悟“大道”之人（以柏拉图之意，乃透过现象把握“理念”者也）。但“哲学王”管理下的社会却与“圣人”的几乎完全相反：①圣人“无为而治”，反对政府对人民的过度干预；以哲学王为代表的政府几乎参与到人民的所有生活中，甚至连“家庭”作为一社会基本单位也被取消，由国家建立公共托儿所抚养儿童。②在老子之理想社会中，人民是无法察觉到“集体”之存在，不知“集体”之概念的；在柏拉图之乌托邦中，“集体”则代表了一切，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必须服从于集体。③在老子之理想社会。人们结绳记事，人的“智力”处于一种被抑制开发的状态，人人都如婴儿般纯朴无知；在柏拉图之乌托邦中，对智慧的开发是没有限制的，反而鼓励人们学习并开发智力。尊重智慧、热爱智慧被广泛接受并成为一种美德。④作为老子之理想社会中唯一的有智者——“圣人”，又因循道而处于一种“无”的状态，“不知有之”。甚至窃以为，圣人不应在老子之终极理想社会形式中作为一客观的实在，因若其存在，则非“不知有之”，则非“循道”，则非“无”。故“圣人”在老子的理想社会中不应是实际存在的，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被赋予人之特性，而并非具体到某“个别人”（当然，不排除在实现理想社会的过程中存在“某个别”圣人）。虽圣人是不存在的，但人人又皆为圣人，因人人皆“无知”，人人皆“无为”，故人人皆“循道”，在这里“圣人”又具有一种广泛的含义。所以，在老子之理想社会中，人人又都是平等的，作为统治者的圣人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存在，在此社会模式中是非客观存在的。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假设圣人是“实际存在”的，但其又“不知有之”，不存在马克思主义所谓“阶级对立”之含义，故老子之理想社会的终极形式乃一平等之社会；在柏拉图之乌托邦中，社会等级、社会秩序十分明确，由哲学王等“精英”和其“辅助者”构成国家的统治阶层和管理阶层，而广大劳动者则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同时，有利用“金属的神话”这一“尊贵的谎言”来使人们相信自己的出身并接受现实——你的阶级由你不能控制的外界因素所决定，以此来达到消弭反抗、维护秩序的目的。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东西方两大哲人之理想社会模式的差异之处。但造成此诸多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笔者本人倾向于“社会环境影响说”，即两位哲人之理想社会模式都受到了其所处社会背景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其理想社会模式是对当时社会模式反思后的产物。

虽然当前学术界对老子所处的年代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但大致推测应处于春秋战国时期。该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政治动荡、社会混乱，各国王侯你争我夺，纷纭扰攘；课税徭役繁重，战争爆发频繁，百姓生活极不安定；由于各国均竭力使自身在激烈的斗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崇才尚贤”之风兴起，由此导致“贵货”见“可欲”，智谋巧取之士奔走于诸侯之间，一时众心紊乱。故老子对此进行了反思，提出“无为而治”，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使百姓生活得以安定，故“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第三章），抑制智慧开发以安民心。而在柏拉图所处之希腊雅典，在当时已开始走向衰落，持续二十七年之久的伯奔尼撒战争终以雅典之失败、斯巴达之胜利而告终。斯巴达在雅典建立寡头政治集团，大肆破坏民主制度，虽终被推翻，但雅典的民主制度已彻底沦为党派残酷斗争的工具，政客蛊惑民心，民众道德下降，皆从私欲的满足中获得快乐，民主政治已彻底堕落为暴民政治。公元前399年，雅典民众法庭以不敬神罪和蛊惑青年罪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使身为苏格拉底弟子的柏拉图对雅典的民主政体彻底失望。面对秩序混乱的暴民政治以及个人日益膨胀的私欲，柏拉图在反思的基础上参考斯巴达城邦之体制，著书《理想国》，描绘了一个等级秩序严明，国家集体利益至上的社会。

两者相较，各有千秋。两位哲学巨匠所绘理想社会蓝图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都对各自东、西方之政治与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窃以为，老子之理想社会蓝图无论是从纵向还是横向来看，都更具有一种独立于时空之外的永恒思想价值，更值得我们对当代社会进行反思，并借鉴某些东西。

参考文献

[1]教育部《中国传世经典丛书·道德经》[M].远方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2]古棣，关桐 《老子十讲》[M]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

[3]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M].商务印书馆，1976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