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学杂志》是京派的重要阵地，许多重要的京派成员都在其中倾注了精力。其中发表的许多文章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其兼容并包的立场，使得常受冷落的特殊文体形式在《文学杂志》中得以呈现发展。主要连载了冯至的学术传记《杜甫传》初版本，发表了周作人介绍散文的别样形式的《谈笔记》、《谈俳文》、《再谈俳文》，登载了朱光潜的《谈对话体》，介绍了这种古老的特殊文体形式。

关键词：特殊文体；笔记；俳文；学术传记；对话体

1 冯至的《杜甫传》和学术传记创作

《杜甫传》不仅是冯至的重要著作，也是研究杜甫的重要参考文献。因为不同的版本在出版时间和背景上的差异，造成其产生了较大的不同，连载于《文学杂志》上的初版本相较于建国后的修订版更具特色和不囿条框。195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并且在1980年出版了修订本，这期间这本研究杜甫绕不开的传记也多次重印。而《杜甫传》真正意义上的初版本并不十分连续和完整地登载于《文学杂志》。

版本的不同主要是由时代背景限制的，也和作者所想表达的主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杜甫传》是冯至酝酿十年之久才开始动笔的，主体创作经历了七年。1937年冯至因抗战爆发随校内迁，手头带着的《杜工部选集》使他在国家危难之际对杜甫产生了日渐浓厚的兴趣，通过其他文献的阅读，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考和更深刻的认识。充分的准备作为基础，使得一个处于成长裂变期的诗人尝试用学术传记这种文学体式对诗人诗作做出全新注释，知人论世的传统评论转向对诗人内心世界的挖掘。冯至想要去呈现的，不仅仅是一首诗中的杜甫，一组诗中的历史，而是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伟大诗人的完整全貌，是“一个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像长江大河一样的杜甫”。出于这种独特的研究方式，他的《杜甫传》不仅在杜甫研究的领域中算作史无前例的一种尝试，也是对诗人研究、古典诗词研究的一种新的开辟。

除去简洁和诗性的特征之外，史观的明确也是这部传记的一大特色。这个时期也是冯至的热情从里尔克的个人世界走向在艺术和人格上具有更强的永恒性和大众性的歌德、杜甫的广阔家园的时期。学术传记从根本上来说是历史的，《文学杂志》兼容并包的编辑原则在纯文学领域之外融合了其他领域可以结合的部分，在传统作品赏析和对作者的简单概述中鼓励了一种新的对作品与作者关系的另类探讨，是在单纯的文学创作和作者经历考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也体现了这本刊物鼓励创新的思想，他们在这样的并非纯粹的文学、艺术探讨之外，看到了文学发展的多样空间。以读者的需求来讲，这样从现代人的思维出发来探究古典文学家的经历思想并且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学术传记，也必定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2 《谈笔记》、《谈俳文》、《再谈俳文》与散文的特殊形式

“前期京派提倡‘趣味’和‘性灵’文学，而这一文学观念最集中地体现在其力推的小品文题材上。按照周作人的见解，小品文是最适宜表现‘趣味’的”。发表于《文学杂志》创刊号的《谈笔记》是周作人在研究小品文方面颇有影响的一篇文章。他在厘清了文章中谓之“笔记”的概念之后，列举了一些自己反感的书籍篇什，比如讲报应的《坐花志果》、《善书莲花笩》，又如讲典章掌故的《啸亭杂录》、《清秘述闻》，“我看笔记也要他文字好，并不喜欢浓妆波俏，或顾影弄姿，有名士美人习气”。同时，他也表明了自己的喜好和立场，“到底好的有哪几家呢？这话一言难尽，但简单的说，要在文词可观之外再加思想宽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虫鱼之微小，谣俗之琐屑，与生死大事同样的看待，却又当作家常话的说给大家听，庶乎其可矣。人心不足蛇吞象，野心与理想都难实现，我只希望能具体而微，或只得其一部分，也已可以满足了”。这一段话常常被引用来证明周作人的艺术观，也是他的政治立场的映射。对身边琐屑之物的喜好看似是闲散人生中把玩娱乐之物，实则透露了对于渐行渐远的士大夫渊雅闲适的生活趣味的缅怀。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特殊时期，这固然会被人看作是将家国大义抛之脑后的故弄风雅，但是从长远来看，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也必须后继有人，文化断层已经在五四之后形成，，为之痛心疾首的国学大师贡献自己绵薄之力的方式似乎也只有在爱好文艺的青年之中广播这份看似细微却又血脉相继的“小”文化。

《谈俳文》在开头便把这种文类归到“游戏文章”上来，起源于中国的俳文在中国受到冷遇，在日本反而发展壮大，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作者介绍了日本俳谐文的缘起和作者，归类了它的大致特点。“其实徘谐文学也经过好些变迁，徘文的内容并不一样。有的闲寂幽玄，有的洒脱飘逸，或怡情于花鸟风月，或留意人生的滑稽味，归结起来可分三类，一是高远清雅的徘境，二是谐谑讽刺，三是介在这中间的蕴藉而诙诡的趣味，但其表现的方法同以简洁为贵，喜有余韵而忌枝节，故文章有一致的趋向，多用巧妙的譬喻切适的典故，精炼的笔致与含蓄的语句，又复自由驱使雅俗和汉语，于杂糅中见调和。此其所以难也。”大概正是由于这种精炼，余味要在少数的字句之间咀嚼，所以译介反而变得困难。这种特殊的文体限制了它本身的传播，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反衬出在语言文学非常发达的中国，反而没有能够容纳类似文体作品的载体？在《再谈俳文》中，周作人谈到了俳文在中国的发展变迁。在中国，俳谐文也有它的发展，“不过系统不很正，因为他不是俳谐文的嫡子，却是旁支或变种”。

显然，这些都是针对左翼文学将文学当做投枪匕首之用而言的，在周作人看来，文字本身的美也不应该被政治作用的标榜所取代，“寄托自然与人生的文艺”应该受到同等的对待。除去针砭时弊的杂文，“惜字”的中国也应该给“无用”的类似俳文的文体留有一席之地。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文学自由生长。

3 《谈对话体》与朱光潜的哲学思想

朱光潜的哲学基础使得他比其他文学家更重视论说的逻辑性，留学读书的经历也使他更加关注不同思维模式下产生的经典。朱光潜先生与对话体有关的文章现存的有四篇。其中三篇是用对话体写成的诗论和文化论文，即《诗的实质与形式》、《诗与散文》和《苏格拉底在中国——谈中国民族性和中国文化的弱点》，另外一篇即《谈对话体》。这篇专门论述 “对话体” 这种特殊的文学体裁的文章，发表于《文学杂志》三卷二期。“本文所谈的对话专指不是戏剧、小说或历史，而是自成一种特殊体裁叫做‘对话’的那一类”。

在论事说理方面，对话体是非常适宜的一种体裁，从哲学的角度出发，朱光潜先生力荐对话体是有根据的。之后，他还论说了对话体在思想发达的历程中所发挥的种种作用。而最得对话体要义的当数柏拉图的《理想国》。在这里，朱光潜将前秦诸子与柏拉图利用对话体的方式进行了比较，以此来说明中西思维和表达的不同。光潜真正想提倡的对话体在中国人的思维和文化传统中并不具有十分成熟的条件，尽管有孟子和公孙子龙这样的例外，但先秦诸子中多数的对话只能算作道出“然”的经典“语录”，而不能构成可以说出“所以然”的具有逻辑分析和辩证的“对话”。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对话体只在百家争鸣时放了一回光彩，到了西汉以后便徒留一个躯壳。“问者寥寥数语，答者长篇大论，问只是给作者一个说话的借口，丝毫无辩驳的意味”。 朱光潜一直对这种体裁的推崇，一方面出于其本身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希望能够重现百家争鸣的态势，打破一言堂的状况，让各种思路去权衡不同的见解。这个良好的期待和《文学杂志》的办刊理念也十分吻合。

参考文献

[1]张迎胜：《冯至先生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3期。

[2]李霞：《和后期京派文学》，西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