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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对芥川龙之介的影响

作者:郭慧中 字数:2971  点击:

摘 要:芥川龙之介是日本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芥川在其短暂的文学生涯中虽未留下黄钟大吕的鸿篇巨制,却留下了大量的短篇小说珍品。这些小说或以机警戏谑的语气针砭时弊,或以冷峻犀利的笔法剖析人性,读之令灵魂震颤。

关键字:芥川龙之介;叔本华;悲观主义;艺术的极致

1 人性剖析与厌世倾向

叔本华的生存空虚说认为,人生即意欲(或称之为意志)之表现,意志是无法满足的渊薮,而人生的目的又是不断地追求这种永无止境的欲望。因此人生即痛苦,幸运亦属消极,人的一生都被希望所愚弄。若试图改变人生此种境遇的唯一途径便是走向死亡,别无二法。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学说建立在对人性自私的深刻剖析上,他认为人生而自私,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是与生俱来的本能,人性中的“恶”是无法擦拭的污点,因此人注定生活在悲剧之中,其一生都将为追逐希望而奔波劳累。

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无疑对芥川龙之介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人性中恶的揭露、对灵魂窘态的刻画以及对乱世中人之私欲的膨胀所致公共价值体系崩溃的展示构成了芥川短篇小说的一大主题。如其代表作《罗生门》便是对人性丑恶鞭笞的典型之作:老太婆对拔死人头发的辩解之词让善恶的判断标准产生了动摇;而仆人刚开始的正义感逐渐被生存欲望消解,直至最后仆人对恶的厌恶完全泯灭并且生出为盗的勇气更是让道德的善恶标准完全崩溃。芥川以冷峻的笔调展现出乱世下人生存状态的尴尬,对社会动荡时期因个人欲望无法满足所致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瓦解进行了客观而深刻的展示。

芥川对善恶的思考在其作品中比比皆是。总体来说,芥川认为道德准则的脆弱性由两方面原因所导致:一是社会的现实条件。“整个京城破败不堪……佛像和祭祀用具被毁,(罗生门)乐得狐狸来栖,盗贼入住,最后竟将无人认领的死尸也搬了进来,且日久成俗。”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恶劣生存条件使得人的生存遭受严峻的挑战,因此人的善恶道德观念便屈服于生存意志之下。而这种条件下个人私欲的膨胀是整个社会价值标准被边缘化的外部原因。二是植根于人性深处对欲望的本能渴求。这一点无疑是对叔本华意志学说的直接继承,并且也是芥川认为导致社会价值判断瓦解的根本原因。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认为,人生不幸的起点来自于人对欲望的无果追逐,因此人生毫无幸福可言。而在任何不幸与烦恼中,最好的安慰莫过于想及他人的境遇更不如自身这一点。由此可见,对欲望的追逐具有了排他性。个体将追求欲望的快感转移到与他人生存境遇的比较之上,并以此来填补因为利益无法满足而产生的空洞。正是这种对利益的排他性的追逐导致了社会道德的沦丧:一方面,个体在永恒追逐欲望的道路上急速前进,另一方面还要防止他人的境遇改善,以免因他人利益的扩大威胁自己的生存境遇。此种心态在《蛛丝》中得到完美的呈现。罪人犍陀多原本可以凭借从极乐世界垂下的蛛丝脱离地域底层的血池,却因为担心蛛丝断裂而试图阻拦其他罪人脱离苦海。此种缺乏慈悲的行为受到释迦佛祖的惩罚,犍陀多再次跌入地狱,永受折磨。蛛丝的断裂,不仅是对人类悲戚命运的哀叹,更象征着人类与神之间纽带的断裂。无论人类如何努力地接近神性,人性中的利己之心终将使人类坠入地狱无明的苦海。

对人性中利己主义的无奈与绝望导致芥川的厌世倾向,这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一脉相承。我们的生存,必是如此受苦,直至死亡才能结束一切。人自出生起就与苦难相伴随,与其经历种种苦难后走向死亡,不如在生命伊始前就结束。然而人最悲哀的便是无法选择生死。芥川在其晚年作品《河童》中通过与河童拥有降世选择权的对比表达人类悲哀命运的无力改变。

然而较叔本华而言,芥川的悲观主义则显得较为温和,其原因在于他部分地肯定人性中光点的存在。这使得他于阴霾中窥得一丝光亮,也让芥川的小说在一贯凝重的冷色调中掺入几丝暖意。《阿富的贞操》展现了隐匿于萧条乱世下人性中的一点灵光。乞丐新公并非一个道德上的英雄,他显示出人性中欲望的存在:新公对年轻的阿富动了歪念,企图让她委身于自己。然而当阿富真正将胴体呈现在新公面前的时候,他“赶紧逃也似的折回厨房,脸上胀满无可形容的奇异表情,看上去既像厌恶又像羞愧”,最终放弃了之前的恶念。

如果说《阿富的贞操》还只是隐隐地透露出芥川对人性中善的一面的肯定,那么《橘》对人性光点的展示则更为明显。压抑的天宇下小女孩从窗口抛给弟弟橘子的行为犹如一道彩虹划出格外美丽动人的抛物线,而正是这样的人性中自然的美丽让芥川暂时忘却费解无聊的人生,从其一贯冷寂的世界中暂时解脱出来。因此,凭借对人性中美好的展示让芥川的悲观主义镀上较为温和的色彩,同时这也使得芥川对人性的认识较叔本华而言显得更为客观。

2 对艺术的极致追求

芥川认识到人的自私本性,感受到人性的灰暗,因此他认为人生不过是一场苦旅。同时,对社会的不满、对现实生活的迷茫、对政治的无能为力等一切外界因素也导致了芥川形成无所依傍的孤独寂寥之感。

叔本华在其著作《悲观论集》中用凡世处处皆苦难和人类灵魂质地与本来形象的相去甚远两方面论证了上帝的缺席。由是观之,在叔本华的哲学体系中,上帝作为一种信仰是不存在的,上帝的缺位意味着信仰的缺席。同样地,芥川的精神世界在公共道德体系的瓦解、价值观的崩溃、人性的恶劣等多重阻力的冲击下也失去了信仰的支撑。然而精神的贫瘠需要信仰的支撑,此时唯有艺术由于其与现实的距离较大而给予芥川依赖感,成为信仰。

芥川对艺术的痴迷与执着是对其厌世主义倾向的一种补偿心理,因此艺术在上升至信仰的高度后代替神明而彰显其神性。与此对应的对艺术的追求就具有某种神圣性。这一点在《地狱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画师良秀以摒弃一切社会伦理束缚的勇气达到对艺术的极致追求,而这种飞蛾扑火的举动也使得良秀获得了“远非凡人可及的”、“光轮般奇异的庄严”。良秀的艺术追求正是芥川的艺术观在其短篇小说中的一种映射。芥川对于艺术的追求是纯粹的,他期盼艺术的纯粹性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现实的寂灭之感。因此,,他对艺术的追求表现为一种“艺术至上”主义,即在对艺术的虔诚追求中舍弃功利、政治、道德等诸多世俗因素,从而显露出一种无关乎功利、道德的宁静。

对艺术的极致追求并非所向披靡,芥川在其小说中也透露出对“艺术至上”在现实中尴尬处境的思考。“古来的狂热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大都在艺术上是失势者。,这是芥川对追求艺术信仰的困惑,也是他对现实境遇下“艺术至上”主义的一种冷静的反观。仍旧以《地狱变》中的画师良秀为例,良秀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受到重重的阻力。首先是世人的风言冷语:“同他关系不好的画师,骂他骗子者亦不在少数”、“弟子在背后给师父取了个诨名‘智罗永寿’,以讥讽他的不可一世”。其次是与权力的对抗:良秀可以看做是艺术的象征,而堀川殿下则代表着权力。良秀与大公的冲突贯穿整部小说的始终,最后以大公将良秀女儿烧死使艺术与权力的对抗达到顶峰。最后是面临道德的拷问:艺术灵感的降临以女儿的鲜血为祭奠,这无疑让良秀经受道德与良心的双重审判。

参考文献

[1]芥川龙之介.罗生门.[M].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亚瑟·叔本华.论人世的痛苦[A].亚瑟·叔本华.悲观论集.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

[3]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小说选.[M].文洁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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