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学徒制具有典型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特征。学院积极探索基于现代学徒制的校企合作.但在实践中存在政策法规不完善、财政投入不足以及企业参与动力不足等方面问题。推动基于现代学徒制的校企合作走向深入，需要完善法律法规，建立教学指导委员会，构建有约束的企业利益保障机制，完善开放式运行保障机制。

关键词：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保障机制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8）05-0200-02

校企合作是高职教育的特色与生命力之所在，是提高高职教育质量的根本性因素之一。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一2020年）》明确规定，“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不过直到现在，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开展依然更多的是处于一种“一边热”、“乞求式”现状。要对这一现状进行改观，有必要转换视角，研究借鉴他国经验，引入并实践国外广为推行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1.现代学徒制的演进及其特征

在工业革命兴起之前，手工作坊作为当时的主导生产方式，传统学徒制也即成为当时职业技术培训的主要方式，这是一种师傅带徒弟，“做中学”的学徒制，是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知识、技术、技能传承的主要形式。伴随社会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了家庭小作坊生产方式，行会学徒制，也即传统学徒制走进了历史。但学徒制这一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方式并没有随之消失于历史之中。相反，在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以后，它以现代学徒制的方式重新获得人们的肯定。

现代学徒制的典型代表是支撑德国工业生产异军突起而引起产业界和学界极大关注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这一新学徒制形态将学校本位教育与工作本位培训紧密结合，对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具有突出的优势，吸引西方各国纷纷效仿。20世纪末期，英国、澳大利亚、美国以及加拿大等国都先后开展了新的学徒制改革，相关的立法、政策和项目也层出不穷。我们把这种二战后出现的以德国双元制为典型的，适应经济与社会现代性要求，以校企合作为基础的学徒制形态统称为现代学徒制。“现代学徒制”说法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以往的传统学徒制，突出其时代性与区别于传统学徒制的特殊属性。

通过与传统学徒制的比较，我们可以总结出现代学徒制的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现代学徒制要求学校和企业共同承担培养技能型劳动者责任，将学校本位的知识或理论学习与企业本位的技能学习整合，而学生则具备学生和学徒双重身份。二是学徒制与国家职业资格体系的融合。学徒完成学徒制学习后都可以获得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三是较短且以技能为基准的学徒期。现代学徒制的学徒期一般为3-4年，学徒制的满徒标准逐渐从以时间为基准转向以是否达到技能要求为标准。

2.基于现代学徒制的校企合作实践

为顺应高职教育改革与区域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努力探索并积极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工作。学院与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共同创设“现代学徒班”。

（1）“现代学徒班”概况学院与企业签订人才培养协议，企业负责招募学徒（既是企业的职工，又是学院学生）并负责承担学生培养费用。企业组织学生面试，通过面试的签订协议后正式成为学徒。同时学院以定向培养或委托培养的形式在机电一体化、应用化工技术两个专业内组建学徒班级，为企业培养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正式组建之后，校企双方按照“共定教学方案、共选订单学生、共享教学资源与生产资源、共管教学过程、共监教学质量”的原则，实行“1 +2”的培养模式，即第一学年主要由学院对学生开展公共理论、专业理论、思想道德教育，该学年的教学任务全部在学校完成。第二、三学年由企业提供学习、实习、实训、生活等场所设施，双方共同参与教学的各个环节，融“教、学、做”为一体。

（2）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框架设计与实施

人才培养框架设计，遵循人才培养必须以适应生产一线技术人员职业岗位工作要求为导向，贯彻“双证书”人才培养理念，并行推进“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以增强学生的职业技能、就业能力。同时，学院还紧密契合这种厂校一体人才培养模式，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力图通过工学交替、任务驱动、项目导向、顶岗实习等多种方式来增强学生的能力。在这一人才培养模式的框架设计与实施的过程中，校企双方积极推行生产劳动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推动以工学结合为切入点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另外，为了使人才培养框架设计能够得到落实，校企双方对以往课程体系进行重构。学生在第二、三学年进入企业顶岗实习，形成了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的教学过程，以综合化课程体系取代以往“条块化”的课程体系，同时将相关专业的先进技术和企业现场的实用技术引入课堂。对学生的考核，也实行校内成绩与企业实践考核相结合，实现课堂与实习地点考核一体化。

3.基于现代学徒制的校企合作实践中的困难与问题

从实践探索来看，虽然校企合作取得了很多突破性进展，却也依然存在不少的困难与问题。

（1）政策法规实施细则残缺

对于高职院校开展校企合作的支持，国家现有政策法规操作性不强，而地方政府又缺乏相配套的地方性法规，这直接影响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目前颁布的《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等相关政策法规文件，对“校企合作”的条文都是原则性的规定，倾向于宏观引导，缺乏具体的、可操作实施的细则，而地方政府又没有制定相应的具体的、可操作实施的细则。这种政策法规实施细则残缺的现状，使得校企合作主体的责、权、利界定模糊，校企合作实施中容易出现法律盲区，校企合作走向深入也就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

（2）校企双方认识存在差异

在基于现代学徒制的校企合作实践还没有深入开展的前提下，高职院校对校企合作理论体系及实践的研究与探索还有相当的差距，对校企合作认识不到位。大多数高职院校更多地是希望通过校企合作这一平台从企业获取实质利益，如实训设备的资助、实训场所的提供、学生就业的接纳等等。对企业的合理利益诉求则往往缺乏必要的考量。往往是让企业觉得自己做了“赔本生意”。而企业则希望能从校企合作中获得快速直接且可见的利益。所以，当企业认识到，并无刚性规定要求自己参与职业教育，也缺乏参与职业教育之后的正向奖励制度，而且自己所期望的收益难以得到保障时，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态度往往出于一时之需，甚至出现消极的应付与抵触。

从以上分析来看，政策法规的实施细则欠缺、校企双方对校企合作认识的差异、政府职能的缺位等，直接导致了校企合作缺乏约束力。导致企业参与合作缺乏动力，也较易出现学校对企业单向性依附的现象。

4.基于现代学徒制的校企合作保障机制的建设

基于对校企合作现状与问题分析，我们认为，有必要依照现代学徒制的要求，尽快建立起“政府主导、企业参与、行业指导、学校主体”的校企合作保障机制。推进校企合作持续健康发展。

（1）完善法律法规。为校企合作提供可靠的法制保障机制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应该对现有职业教育法律法规进行必要的补充和完善，构建一套具体详尽且操作性较强的法律保障体系。

（2）建立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为校企合作提供组织保障机制。加强行业指导是推进职业教育办学机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是遵循职业教育办学规律，整合教育资源，密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必然要求。地方政府与高职院校应切实加强组织协调，以尽快成立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可以在高职院校建立有行业、企业参与的办学咨询、专业设置评议和教学指导机构。积极推进产教结合、校企一体化办学，实现专业与产业、企业、岗位对接。高职院校也可以在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下建立健全校企合作的新机制，积极开展一体化办学实践。

（3）构建有约束力的企业利益保障机制。企业的最根本目标就是盈利，高职院校与相关企业能否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主要取决于这种合作能否产生良好的效益。所以，对企业而言，有必要依托相应的利益保障机制来确保企业在合作中受益。基于现代学徒制的校企合作实践，企业可以获得高技能人才，还可依托学校资源，在员工的培训、技能提升以及技术成果的转让孵化等方面有效地降低成本，提高企业效益，达到发展的目的。为进一步吸引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地方政府可以规定生产条件先进的企业有为教育服务的责任和义务。通过设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专项资金以及制定一些优惠政策等来构建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利益保障机制。

（4）完善开放式运行保障机制。完善开放式运行保障机制.高职院校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在行业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设立专门的产学研联盟，促使高职院校做到校企对接，构建开放的教学体系。其次，高职院校需建立健全适应校企合作要求的评价考核体系。高职院校应根据“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对教学管理的现实需求，创新并不断完善适合工学结合需求的教学质量评价与监控体系。最后，高职院校还需建立适应校企合作要求的高质量服务体系。高职院校人事部门要为教职员工进企业锻炼、为企业开展科技服务，聘用企业技术人员为兼职教师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政策服务，学校的学工部门要为工学交替的学生提供管理服务，财务部门则要为校企合作提供及时的资金与管理服务，可以从每年的财务支出中列出一定比例资金专门用于校企合作。

参考文献：

[1]关晶.西方学徒制的历史演变及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3（1）：81-90.

[2]胡秀锦.“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3）：97-103.

[3]郭才东，王晓，董东明.校企合作“三元五共”订单培养模式的构建：以闽西职业技术学院紫金班为例叨.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47-50.

[4]黄汝群.高职院校互动融合式校企合作的探索与实践：基于现代学徒制的视角.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3）：22-25.

[5]郭晓丽.澳大利亚新学徒制及给我国的启示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325-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