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原刊于《理论探讨》2013年8月。美国高等教育从“黄金时代”向“危机时期”的急剧变化，既有美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因素，也反映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普遍难题。研究美国高等教育这一历史时期的改革和发展，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有一定现实意义。

关键词：美国高等教育；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大众化

20世纪40-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一个从“黄金时代”到“危机时期”的大转折。深入研究这一转折中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美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霸权国家”。受两极对峙的政治格局特别是战争和空间领域的军备竞赛的影响，教育一度成为美国社会的关注焦点。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成为联邦资助和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一系列重要的教育法案被通过，来自各种渠道的高等教育投资大量增加，高等教育获得了迅速发展，美国进入了高等院校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时期。哈佛大学校长普西曾将这一时期称作美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从现象上看，这主要表现在：

1.1 学生数量激增

二战结束后，在《军人权利法案》等因素作用下，大批退伍军人进入高校，开启了大学入学人数激增的开端。在1958- 1968年，美国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由322万增加到692万，平均每年的增长率达到7. 90%。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在同龄人口（指18-24岁）中所占的比例由26.2%上升到30.4%。

1.2 学校数量及规模的发展

为了接纳迅速激增的青年进入大学，高等学校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大的发展。从学校的数量上看，这一时期高等学校的数量由1958年的2111所增加到1968年的2483所。在1965到1968年这三年中，高等学校新增加了291所，平均每星期新建两所高等学校。同时，高等学校的规模也普遍扩大。二战初期，尽管有大量退伍军人进入高等学校的冲击，但当时高校的规模一般都还比较小。直到1955年，美国仍然约有50%的高等学校其学生数不足500人，千名学生以下的学校所占的比例达70%以上，万名学生以上的院校数量仅占高校总数的2.2%。到了1968年，500名学生以下的高等学校已经减少到约占高校总数25%，千名学生以下的院校下降为约占高校总数的50%，而万名学生以上的院校已经增加到179所，在高校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7.2%。美国高校平均拥有学生数由1951年的1134人、1955年的1428人扩大到了1968年的2790人。

1.3 财政收入持续增长

在高等学校的财政收入上，由于招生规模的扩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等因素，使来自各个渠道的投资也大量增长，高等学校的财政不断增长。从1959- 1960年度到1969- 1970年度，整个高等学校的财政收入即由57. 9亿美元增加到了215. 2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近300%。高等学校的则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也由1. 4%上升到了2. 6%。[5]这种雄厚的财力基础，增强了大学的活力，促进了高等教育朝向大规模的方向发展。

表面看来，从二战后到6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克拉克·科尔所描绘的巨型大学的蓝图正在逐步实现。但是，繁荣的背后却孕育着危机。

2 美国高等教育的“危机时期 ”

在经历了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的巨大扩展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内外部环境开始恶化。美国高校面临着财政、生源和信誉等方面的危机。

1、在财政方面，约在1968年，美国高等教育大发展时期财政入不敷出的倾向即已明显到来。到1970年，几乎每一家媒体都认真对认为高等教育处于财政不景气之中。1971年美国学者蔡特（E.F.Cheit）在《高等教育的新萧条》中指出，高等教育事业已经完全呈现另外一种发展趋向……仅仅在几年前，新的学院和大学校长的主要目标还是为建设学校制定种种发展规划，而今的新校长很可能发现，不断恶化的财政条件迫使他首先是要削减学校的各种计划，甚至是学校的规模。到了1973年-1974年几乎所有的美国高校都在努力控制开支。尽管如此，从1969-1970学年到1974-1975学年，有132所高校被迫关门。

2、在生源方面，由于适龄青年入学人数的减少，劳动力市场不景气等原因，高等学校学生增长速度的放慢。高等学校注册学生的年增长率由1960-1965年高峰期的10.6%逐渐下降为1965-1970年的7.7%、1970-1975年的5.4%、1975-1980年的1.6%。这种状况，给大学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筹集经费的需要，高校必须要保证一定的生源数量，从而往往不得不降低了入学标准。这样，传统的入学标准和质量观受到挑战。同时，由于高等教育市场供求的变化，高等学校之间甚至同一学校的各系科之间、以及高等学校与非正规教育组织之间，都展开了激烈的生源争夺战。正是这种对学生市场空前激烈的竞争，导致了高校与与学生之间关系的变化。高等教育界产生了被美国学者普遍称作“学生消费者至上”（Student Consumerism）观念。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界教师影响下降，而学生市场至上的状况却日益明显，给学校管理带来新的挑战。

3、在信誉方面，在这一时期，广大公众对包括高等学校在内的社会机构以及工商企业的信任危机，，也不断加深。公众在60年代对高等教育的信任态度，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苏联卫星上天而引起的对于高等教育与国防和空间科学的紧密关注。教育被看作是有助于加强国防、促进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解决社会问题的有力工具。但随着美国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公众对高等学校的信任危机，加之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带给人们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使公众对于国防、福利、失业等其它公共事业的关心明显优于高等教育。公众对于除军事、福利和其他以社会服务为目的之外的政府开支普遍持抵制态度。同时，随着大学生行动主义（学潮）的兴起，在大学校园存在诸多问题，如学生道德水准下降、不少学生生活茫然，因故不能完成学业者为数甚众。暴力、吸毒、性关系混乱现象曾一度蔓延，特别是在一些著名大学及其他校园出现的暴力事件，使人们对大学的期望开始破灭。

3 转折的原因

美国高等教育危机的出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有美国国情和社会背景的特殊原因，同时也反映了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普遍难题。

3.1 从其特殊性看，这次危机，既与美国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有关，也与美国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有关

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看，这次危机是伴随着整个美国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而来的。60年代初期美国卷入越南战争，1965年夏天开始进入大规模参战状态，导致国内反战示威运动不断高涨，加上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和学潮，使美国社会的危机日益加深。迫于越南战争和经济危机等压力，美国联邦政府自1968年以后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优先发展高等的战略。联邦政府除了对社区学院和医学等专业教育的资助有所增加外，其他方面的教育拨款都在持续减少，因为对于各级政府来说，资助高等教育“在1960年是有利的政治，而在1970年则显然已经变成了不利的政治了”。

从美国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看，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改造社会最好的途径是改造教育。这种观念使美国社会形成了一种依靠学校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传统。特别是在出现社会危机时，更是希望通过教育改革来克服危机。而一旦改革无法达到人们的预期目的，学校就会面临教育无能的公众信任危机，从而失去公众的支持，使美国教育的发展面临着更为艰难的处境。

3.2 从普遍性看，美国高等教育的这一危机，也反映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普遍难题

早在1941年，美国适龄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达18%。因此，参照美国高等教育学者马丁·特罗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指标，美国在二战前夕就已经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二战结束后，美国高等教育在巩固大众化成果的同时，进一步向普及化方向发展。美国高等教育的这一变化，影响到高等学校的各个方面。马丁·特罗在《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一书中曾指出：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所出现的问题都是与它的扩展相关联的。扩展导致了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以及支持它的社会系统的种种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涉及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财政；学生选拔；行政管理；课程与教学方式；质量标准的确立与保持；学生的道德品质和学习动机等各个方面。如，高等教育事业的巨大规模与财源不足；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与保持招生标准；高等学校之间建于生源、财源的激烈竞争与改善教育质量；教师、学生参与管理与有效决策等。总之，美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及其发展，使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一系列变革和挑战。

这样，由于以上各种原因，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与外部社会系统以及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各种矛盾冲突更加激化，从而使高等教育处于“危机”之中。

4 美国为解决危机而作出的努力

面对高等教育出现的问题，美国高校采取了各种策略与措施来应对危机。

4.1 改进招生策略，改善教学管理，提高高等教育的开放性，扩大学生来源

面对适龄青年入学人数减少和教育设施相对过剩，美国的大学大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扩大生源来源。如在招生上增加专职招生工作人员，利用各种大众媒介做广告宣传，扩大公共关系，增强社区意识；在经济上增加对学生的财政资助；同时，为了吸引更多更好的生源，各类高校在对本科生的课程设置、专业设置、学习时间安排等也比以前灵活，扩充了各种需求量大的专业、课程和系科，增强学生的选择性；

同时，随着高等学校学生构成越来越复杂，高等学校的办学形式、教学计划更加多样化、教学管理更为灵活。发展各种校外的、夜间的或周末的方便教育计划；如改善对学生的服务工作、改善日间的课时安排，以及改善学校的交通条件等。在教学服务对象和形式上，大学已经由提供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和两年制基础教育或职业教育，扩展到广泛地提供成人教育、继续教育、补习教育、远程教育、独立学习和留学生教育等。大学，尤其是社区学院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人人能入学，为人人服务”的机构。这样，传统的进入高等学校的壁垒进一步被打破，人们能够更为容易地进入高等学校学习，从而使美国高等学校的学生构成即教育对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新型学生和非传统学生大量增加，高等教育更广泛地向求学者开放。

4.2 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办学效益，降低办学成本，形成教育成本分担格局

历史上，美国高等教育原本是民间的事业，全由民间自筹经费办理。但随着高等教育作用的扩大，国家的介入也不断加强。政府拨款曾一度高达高等教育经费的60%以上。然而，进入7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以及美国国内经济政治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美国政府降低了公共教育经费在总教育经费中的比例，鼓励和促使高等教育资源的多样化，尤其是把更多的经费负担转移到受教育者及家长身上。在高等教育市场的买方市场形势下，这种转移事实上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提出了挑战。由于政府缩减公共高等教育经费比例，这就迫使高等学校，包括那些资金最雄厚、最有声誉的大学，采取各种措施降低办学成本、提高办学效益。如通过削减预算和人员，调整科系设置、开展远程教育等措施来降低办学成本，同时通过努力扩大生源、加强与产业界的合作、想方设法扩大向社会和校友募捐的份额等途径来增加财源，减轻财政压力，从而形成了美国高校经费来源多样化、教育成本分摊多元化的局面。

4.3 调整办学方向和结构层次，发展高等教育的目标和职能，加强与社会的沟通和联系

美国高等学校历来以四年制本科教育为主体。但自二战以后，这种传统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模式受到了日益严重的挑战。特别是到了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随着两年制学院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急剧发展，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美国高等教育的目标和职能也有许多新的发展。在人才培养方面，已由历史上着重学生的道德训练或着重为某些专业或职业培养人才，逐渐转向强调学生对于迅速变化着的工业和技术社会的适应性；在为社会服务方面，高等学校的服务已经逐渐扩展到为各级政府、工商企业、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社会各个方面服务，并通过开放图书馆、实验室、体育设施和开展其它活动努力为周围社区的文化和娱乐中心。同时，这个时期的高等学校还大大加强了与企业界的联系。这不仅使大学在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中的地位有了空前提高，给大学的科学研究和学生培养带来了巨大动力和活力，同时也恢复了高等学校在公众中的信誉，增强了公众对高等学校的信任。

4.4 加强对高等学校自身及战略规划的研究，以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增强市场竞争力

随着高等教育事业在规模上的急剧扩张，高等学校内部及外部关系复杂性的日益增加。同时，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为了在市场中求生存求发展，必然要求高等学校加强对自身、对同一层次的竞争伙伴以及对市场环境的研究。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发展起来，并迅速成为为美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这一研究通过对高等学校的经办、环境及其变化过程的研究，分析学校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物质设备资源使用状况以及对学校各种活动效果的评估，以寻求和制定有效的发展规划战略。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高等学校还引进了工商企业的战备规划研究。这种院校研究和院校战略规划研究，已经成为美国许多高校决策的基础。

总之，面对高等教育的危机，高等学校被迫在办学方向、招生对象、教学计划、学校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使美国高等教育出现了许多新的重要变化。如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分化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高等教育基本目标与职能的丰富和发展，高等教育的民主化、普及化扩大与增强，这都成为这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的显著特征。

当然，成就与问题同在，发展与矛盾共生，美国高等教育的这些变化也潜藏着高等教育在诸如标准与多元、公平与效率、公益与私益、自治与责任等方面的矛盾。这正如克拉克·克尔所言：“高等教育和美国社会总是存在种种难题。危机与变革一直占统治地位，没有例外”。但是，“在某些个案中，明显恶化的情境却有利于那些在平常时期难以实施的政策。”纵观这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美国也许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个案。美国高等教育正是在危机与变革中努力寻求新的发展路径，不断开创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篇章。

在我国高等教育急剧发展的今天，重温美国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历史，是有一定启示意义的。（本文原刊于《理论探讨》2013年8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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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hilip G..Altbach.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n Society.Promtheus Books.1987，p.129 .

[9] [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 [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57.

作者简介

袁国，男，四川巴中人，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招生处处长，高级职业指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高校招生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