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安边馆是明中后期福建巡海道制度下的机构，关于其设立缘由、运作情形和裁撤始末，学界迄今仍未有详实的考辨。本文通过整理地方志资料和时人文集，尝试对安边馆的兴替始末作一系统考察。本文认为，其最终被裁撤与嘉靖年间轰动一时的走马溪事件有直接的关系，而这在此前未曾有过论述。

关键词：安边馆；巡海道；走马溪事件

安边馆是福建推行巡海道制的产物，构成明朝海洋防线的一环。嘉靖九年（1530），福建巡海道移镇漳州，在海沧（位于今厦门市海沧区）设置安边馆，由福建各府通判轮流驻扎。然而，关于安边馆的设立缘由、运作情形和裁撤始末，学界迄今仍未有详实的考辨。根据笔者的搜集整理，现存的安边馆资料大多散见于《海澄县志》和时人文集。本文将根据这些资料，对安边馆的兴替始末作一系统考察。

1 安边馆的设立缘由

安边馆的设置要追溯到明代巡海道制度的推行。明初派遣官员巡视海道，直接起因是防备沿海倭寇与海盗；正统以后，海道不靖，海道副使差遣逐渐增多，由沿海各处的提刑按察司负责经营。（P181）弘治《八闽通志》称：福建等处提刑按察使司置按察使一员，副使二员，佥事四员，“后又添设提督学校、海道、坑场、屯略一员：或副使，或佥事，皆奉敕专理”（P801），其中福建海道副使一员，督理沿海卫所官军，专管兵粮海防，兼理团练，分理军务。（P302）嘉靖九年（1530），都御史胡琏以漳州番舶、海寇出没，而本司远在福州，鞭长莫及，于是奏移漳州，在漳州府治东北处设立镇抚司，同时在海沧设立安边馆。龙溪人林魁的《安边馆记》详细地介绍了安边馆的设立经过：

嘉靖八年，海寇警东南，上命都御史沐阳胡公琏巡视浙江，兼制福建，畀以便宜。明年行部至漳，彰善瘅恶，贞秩百度，乃推高皇帝教民榜遗旨，著为条约，与海外更始，民益知朝廷所以子惠元元之恩，仰沐休风，矢明厥德。盖王道无外，民有秉夷，亦可以见圣明之化矣。公虑其久而弛也，谋于巡海副使古鄞谢公汝仪、郡守吴江陆公金，图厥永安，佥以龙溪、月港、海沧、沙坂、崧屿、长屿、漳浦、玄钟、徐渡诸澳，联亘数百里，东际大海，南密诸番，仓卒有变，请计台府，动经旬月，逮至扑灭，流毒已深。宜酌其要害，分设府署，董以专官，量假事权，使先事防察，以遏乱萌，诚于制驭之体便。乃即海沧建署，于列郡佐、刺之中，择才大夫递膺厥任，俾以弭盗贼、禁通夷、理狱讼、编舟楫、举乡约、兴礼俗，大要以安民为尚，庶事兴革，听其便宜，责綦重矣。

此次巡海道南移漳州的决策者包括都御史胡琏、巡海副使谢汝仪、漳州知府陆金。可以说，安边馆相当于巡海道镇抚司设在海沧的一个派出机构。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史料罗列了包括龙溪在内的九个港澳，但是为什么只在海沧设立安边馆呢？尽管林魁并未作直接交代，，不过决策者的“酌其要害”考量，透露出海沧相对于其他港澳的特殊地位。在今日厦门的海沧村一带，古时曾有沧江由此入海。从宋代起就在该区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市镇，据崇祯《海澄县志》卷12记载：“海沧镇，宋时称海口镇，见《淳祐志》”1。另外，根据地方文史资料的说法，古时的海口镇位置大致在沧江的入海处，文史专家认为，“海沧”即“海口”与“沧江”各取一字为名（P9）。由此来看，文献中提及的“海沧”最初所指的范围大致在沧江流经的区域，即今日的海沧村，而非等同于整个海沧区。海沧在沧江流域的经济中心地位一直延续到了明代。另外，从地理位置来看，海沧恰好处在沧江与九龙江的交汇地带，在交通区位上有着其他港澳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被视为“要害”之处。

2 安边馆的运作情形

关于安边馆的行政设置，据崇祯《海澄县志》卷1《建置沿革》记载：“海沧置安边馆，岁择诸郡别驾一员，爰镇其地，半载一易”。作为巡海道的派出机构，安边馆受巡海副使的管理，而负责其日常运行的则是州府佐贰官，由福建各府的通判轮流到任，半年一轮。除此之外，在嘉靖十四年（1535）的《龙溪县志》卷4《徭役》中提及两项用于安边馆的支出提供了安边馆的职役信息：一是“岁办直堂隶兵”，类似于巡逻员、纠察员，有8个名额，工食银“每名四两”；一是“岁办狱卒禁子”，相当于门卫，设一人，工食银也是四两。2由此来看，安边馆的行政设置是由巡海道副使、州府通判组成的王朝官员系统，与“岁办直堂隶兵”、“岁办狱卒禁子”组成的地方职役系统共同构成。

为了进一步探究安边馆的运作机制，笔者将对安边馆官员在职期间的活动进行考察。漳州府通判陈必升是安边馆的首任官员，安边馆的官署正是在其任内所建。陈必升早先以督治海寇有方而声名远播，后因云盖屿一战中擒获海寇头目林举而被都御史胡琏赏识，任命为安边馆的首任官员。在任期间，果然不负所望，不仅在海上活动的管理上刚柔相济，在申令无效的情况下才对“不道者”、“浮波者”动兵毁船；而且在社会秩序的维护上卓有成效，通过推行保甲和选拔人才来营造海沧一带崇礼重教的风气。泉州府通判唐泽于嘉靖十六年（1537）到任，在安边馆建社学，并延师授课，“乃相安边馆迤东磐石之上废址一区，负麓面江，高明闿爽，规立社学。中为讲堂，后作晦翁祠。斋舍旁列，廊庑环绕。为屋若干楹，萃子弟之秀者为延师儒，令昕夕讲肆于其中。侯时一到，躬为课试，以励其成”。4汀州府通判张元龙于嘉靖十七年（1538）到任，在海沧重修黄公桥（也称“沧江桥”），并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前驻扎泉州府别驾唐侯泽尝临流兴叹，思继前修，以代去，不果。今驻扎汀州府别驾张侯元龙至之日，进父老询利病，首以桥为言。于是林万爵、魏廷拱、陈廷斜辈相率上状，愿得效力。侯嘉其义，请于海宪漆峰余公，报如章。乃伐石输材，诹吉举事，宏费巨役，不督而臬。”延平府通判张天衢嘉靖二十一年（1542）到任后也曾兴修道路：“延平别驾张公天衢来莅安边馆时，海沧道途未治，雨候，行者病焉。张斥赎锾若干金，购石甃之，平崎岖，为康庄者十余里。”此外，他对海上走私贸易也予以严厉打击：“尝署安边馆，司海舶出入。有巨贾裹千金于槖遗之，天衢怒斥去。海寇李文胜、窦老儿拥众万余，势炽甚，天衢设间，令自疑相攻，出不意袭之，寇遂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漳州府通判翁灿。他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七月到任，其在任内除了推行教化，更突出的贡献是息盗安民、查禁通番。他曾多次参与打击海盗的军事行动，包括逮捕蔡容明、薛章义等人5（P138-139），“间有如蔡容明、薛章义稔恶尤甚，远涉海防，直抵江洋，杀人劫财，掳及妻孥。公摘发，得之元凶，俱伏辜。见获四十余徒，严禁狴犴，无得脱者。”6（P433-434）另外，其对于沿海商民私自与番舶进行贸易也严加惩治，朱纨曾记载嘉靖二十七年（1548）七月“又有佛狼机夷船三只，由广东径入海门屿中港湾泊，翁灿等擒获接济贼犯林尧洞等八名”（P136） （P466）。这些政绩为翁灿赢得当地百姓的肯定，同安人林希元就与其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并撰文叙其功绩：

先生（按：即翁灿）以夏官主政，出判漳郡，剧盗蔡容明辈为患，海上远及长江，震惊畿辅，祸且蔓延，前人之纵也。先生至安边，得其奸状，执其渠党而殄灭之，生民大患，一朝而除。岛夷商贩吾地，当道驱之不得，乃严交通之禁，至商贾之舟，亦戒行，民病焉。先生至，曰是因噎废食也，弛之，而惟交通之严。民称便已，而交通者亦屏迹。（P582）

根据对以上五位安边馆通判的事迹考察，可以看到安边馆的职能不仅包括缉拿海盗、打击海上走私贸易，还涉及兴建社学、桥梁、道路等地方公共事务，维持海沧当地的社会秩序。由此来看，安边馆实际上兼具军事与行政职能。

3 安边馆的裁撤始末

据崇祯《海澄县志》卷2记载，安边馆的裁撤时间在海澄设县的隆庆元年（1567），万历年间官署变卖于民间，崇祯年间时任海澄县令的梁兆阳赎回官署，在此立义仓与社学。而关于安边馆的裁撤原因，历来众说纷纭，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说法认为，靖海馆的设立取代了安边馆。嘉靖三十年（1551）月港兴建靖海馆，“郡倅往来巡缉”，7其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安边馆原有的职能，从而导致安边馆的海防要冲地位遭到削弱。第二种说法认为，安边馆通判“一岁两易”的设置并不合理，从而无助于地方治理：“嘉靖年间，始置安边馆，轮委通判一员治之，半年一更，上下皆无固心，无益于地方海防之助。”（P280-281）第三种说法认为，安边馆对海上走私活动的打击不力导致其最终被裁撤。事实上安边馆官吏内部与海上私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这一弊端，时人已有诸多批评。例如都御史朱纨曾指出：“通判一员管理捕务，其始也，官设八捕以擒盗；其既也，八捕卖盗以通。官本以御寇，反而以导寇；本以安民，反以戕民。”8（P57）林希元也提到：“安边既设，奸宄不能御而反与奸为市；巡海重臣既设，不能御患而反为患。”9（P585）听选官李英亦称“（安边馆）以八府通判轮管其事，官贪吏墨，与贼为市，乱且倍於前日，骎骎然有乱华之势，草野之民，莫不疚心疾首。”因此，安边馆的设置不仅无法有效控制海上走私贸易，反而使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愈加猖獗，与设立初衷背道而驰，被裁撤也就在所难免了。

以上三种说法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安边馆被裁撤的原因。在笔者看来，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走马溪事件是安边馆后来渐次式微的直接原因，而此前尚未有相关的阐述。走马溪事件指的是都御史朱纨率部下都司卢镗、副使柯乔在漳州诏安的梅岭进攻因浙江双屿被捣毁而盘踞在此的国际海盗商人。此前中外海商曾聚集在海沧以南、九龙江出海口的浯屿进行贸易：“（嘉靖）二十六年，有佛郎机（按：即葡萄牙）夷船载货，泊浯屿地方货卖，月港贾人辄往贸易”。浯屿曾是葡萄牙人在漳州的居留地，漳泉走私海商和海盗亦以此为据点，其中不乏海沧当地的百姓。例如朱纨就提到“长屿等处惯通番国林恭、林乾才、林参由、林弘仲……等，各号为喇哒、总管、柁工、水梢等各项名色”（P141），其中的“长屿”即今天的海沧东屿。朱纨提及的“长屿”通番，不过是海沧百姓长期通番事实的缩影，其背后极可能牵涉到海沧的其他村社。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被任命为浙江巡抚兼管福建海道后，随即对中外海盗商人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打击。先是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捣毁了浙江双屿港，迫使大批海商转而集结于浯屿、诏安梅岭；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二月，随着战事升级，中葡海商放弃浯屿，撤往诏安，却在走马溪中了明军的埋伏，遭到致命的打击。崇祯《海澄县志》对此事曾记载：“时总督闽浙都御史朱纨厉禁，获通贩者九十余人，遣令旗令牌行巡海道柯乔、都司卢镗，就教场悉斩之，夷舶乃归。寻论发，柯乔、卢镗皆拟重典，后恤刑，郎中陆稳奏释之。卢璧以改调去。”10朱纨下令将缉获的通贩者一律处死，这极大地震慑了葡萄牙商人，使之撤出福建；然其在未向朝廷请示的情况下擅自行刑，且涉及人数众多，一时引起轩然大波。不少官员纷纷指责其擅杀、残忍，而此事在漳州当地百姓中也引起强烈反响：“百姓们都谴责他们滥杀和酷刑”19（P137）。走马溪一战对于漳泉海商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安边馆所处的海沧亦不例外。这一事件不仅从经济上切断了当地百姓的重要收入来源，还在社会上导致了地方百姓对于官府的不满和怨恨。安边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走出历史舞台。

4 结语

综上所述，安边馆的兴替皆与明政府对海上活动的管理有关，因此对其的制度考察将有助于理解此后月港督饷制度的确立和海澄设县的背景；同时，从安边馆的运行情况可知，其职能还涉及地方公共事务和行政管理，因此可以通过安边馆来观察明中后期福建地方社会的演进历程。

参考文献

[1]根据史料记载，福建曾在两个地方设有安边馆，一是在海沧，一是在漳州诏安的梅岭。但是有关后者的信息极少，而且绝大多数明代资料都显示巡海道只在海沧设置过安边馆，因此笔者推测梅岭安边馆的说法有误。根据民国《诏安县志》卷8“武备志·关隘”记载，“安边馆，在四都之梅岭，濒海有公馆，后废。”而万历《漳州府志》卷二十九“诏安县·铺舍”记载，“梅岭公馆，在下社，嘉靖二十七年，军门仿月港安边馆而设。”笔者据此推测，万历《漳州府志》中的“梅岭公馆”与民国《诏安县志》的“安边馆”指的是同一机构，为仿照海沧安边馆所建，是嘉靖二十七年为应对军事活动而设的机构，非巡海道制度下的安边馆，因此本文将不对其作考察.

[2]海澄历史上曾三次编修地方志，时间分别在崇祯、康熙、乾隆年间。目前仅见崇祯、乾隆两志，本文所用的版本分别是（明）梁兆阳、蔡国桢：《海澄县志》，崇祯六年（1633）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清）陈鍈、邓来祚、叶廷推：《海澄县志》，乾隆二十七年（1762）刊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3]三部文集分别是（明）邵经邦：《弘艺录》，清康熙二十四年邵远平刻本；（明）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清乾隆十八年陈胪声诒燕堂刻本；（明）朱纨：《甓余杂集》，明朱质刻本，收录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4]李庆新.明代海道副使及其职能演变，见李庆新. 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 [M].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5]（明）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M].卷二十七“秩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6]（明）赵用贤、申时行等修.大明会典[M].卷一百二十八“兵部·镇戍”，收录在《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7]（明）林魁：《安边馆记》，见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七“艺文志二”.

[8]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二“坊里志·市镇”.

[9]方文图.海沧区及部分村社地名考略，厦门海沧文史资料·第一辑[M]. 厦门市海沧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2004年.

[10]嘉靖《龙溪县志》卷四“田赋·徭役”.

[11]已有的资料未提及安边馆驻防士兵的具体情况，不过根据民国《诏安县志》卷8“武备志·关隘”的记载：“安边馆，在四都之梅岭， 濒海有公馆， 后废。漳之洋舶， 其先实发于此。后以其地屡为倭寇所凭， 发船移于海澄。旧设机兵二十四名、小甲一名， 置捕盗主簿屯驻。”笔者推测梅岭所谓的“安边馆”实际是仿照海沧安边馆而设，因此其驻防士兵的设置情况，或可作为了解海沧安边馆兵员设置的参考.

[12]（明）林魁：《安边馆记》，见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七“艺文志二”.

[13]（明）朱淛：《安边馆社学记》，见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七“艺文志二”.

[14]（明）林魁：《沧江重建黄公桥记》，见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二“坊里志”.

[15]乾隆《海澄县志》卷二十四“丛谈志”.

[16]嘉庆《山阴县志》卷十四“人民志第二”，民国二十五年（1936）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刊.

[17]（明）朱纨：《六报闽海捷音事》，见朱纨：《甓余杂集》卷五.

[18]（明）邵经邦：《漳州府通判上海翁公安边馆政绩碑》，见邵经邦：《弘艺录》卷十八.

[19]（明）朱纨：《六报闽海捷音事》，见朱纨：《甓余杂集》卷五；另外邵经邦的《安边竣事序》对此事亦有记载，见《弘艺录》卷二十三.

[20]（明）林希元：《赠翁见愚别驾之任道州序》，见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八.

[21]崇祯《海澄县志》卷二“规制志”.

[22]崇祯《海澄县志》卷一“舆地志”.

[23]《福建事宜》，见（明）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M].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24]（明）朱纨：《增设县治以安地方事》，见朱纨：《甓余杂集》卷三.

[25]（明）林希元：《赠翁见愚别驾之任道州序》，见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八.

[26]崇祯《海澄县志》卷一“舆地志”.

[27]崇祯《海澄县志》卷十四“灾祥志”.

[28]杨国桢.葡萄牙人Chincheo贸易居留地探寻[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1）：4.

[29]（明）朱纨：《申论议处夷贼以明典刑、以消祸患事》，见朱纨：《甓余杂集》卷五.

[30]崇祯《海澄县志》卷十四“灾祥志”.

[31]C.R. 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M].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