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南京开埠设关论略
作者:许龙波 字数:6206 点击:
摘 要:南京在1858年就被正式列为通商口岸,但是受太平天国战乱的影响,直到1899年才正式开埠设关。开埠后,南京的贸易量较前大为增加,可实际上南京却是一个绝对的入超城市。金陵关设关后,为苟延残喘的清王朝提供源源不断的税收支持,成为列强控制中国海关税收的又一重要机构。
关键词:清末;南京;开埠设关;金陵关
清季的中国,伴随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埠设关。南京当江南之孔道,是近代中国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城市。本文将对清末南京开埠的经过,金陵关设关的情况以及其经济影响予以论述。
1 南京开埠始末
南京位于江苏省西南部,东临富饶的长江三角洲,西接广阔的中国内地,“黄金水道”——长江,穿境而过,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重要商品贸易中心与内河港口。最早提及南京开埠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八年(1858),面对清军节节溃败的局势,清政府又被迫与英、法、美、俄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中英天津条约》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惟现在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1]97南京就此卷入开埠通商的潮水之中。《中法天津条约》则指明南京为通商口岸,其第六款规定:“中国多添数港,准令通商,屡试屡验,实为近时切要,因此议定,将广东之琼州、潮州,福建之台湾、淡水,山东之登州,江南之江宁六口,与通商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准令通商无异,其江宁俟官兵匪徒剿灭后,大法国官员方准本国人领执照前往通商。”[1]105至此,南京正式被辟为我国对外通商口岸。但当时的客观情况是,太平天国政权在1853年定都南京,称南京为天京。太平天国把持着南京的内外交通,根本不受清政府与列强所签条约的约束。因此,南京开埠通商一事暂时搁置下来。
太平天国战败后,南京重归清政府管辖,同治四年二月(1865年3月)英法政府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其“派委干员会往金陵,定立开码头界址”,清政府“无不允行之”,同时派员会同英法政府官员前往南京勘察,还拟将“织造改为洋关”。[2]3259经历过太平天国动乱的南京,城池凋敝,百业荒废,元气大伤,生产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曾国藩在奏朝廷中称:“上年六月江宁克复后,十一月举行乡试。商民稍稍安集,又在城中添办门厘专给上江两县耕牛种子之用,他处不准动用分毫。凡此两处厘金之所收,即昔年两关课税之所出也。然地方元气过伤,商民疲困,城中试办一月旋即改为半厘,月仅收钱一千余串”,[3]15战后南京受破坏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英法两国在南京勘察后,认为南京目前较萧条,,港口没有大宗货物的进出,通商不会带来太多利益,而且“与南京临近,但在其后开放的上、下右两个口岸,拥有发展贸易所需要的一切便利的条件”[4]1于是就没有向清政府提出开埠的要求,仅仅指定狮子山城河之前为备用地,南京开埠设关之事暂缓。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与日本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其中第六款第四条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1]616这充分暴露了新侵略方式——资本输出的要求,南京开埠日益被提上日程。光绪二十三年(1897),日本军舰侵入南京,向南洋大臣提出:“拟在北河上江滨地建造码头,开辟商埠。”①清政府派人勘察之后,划定仪凤门外,惠民河以西沿江五华里处,为中外商行设栈房、建码头地方,并筹备成立金陵关,照章抽税。
由于《天津条约》签订时间已久,南京问题搁置太久。再者,同治元年议定的《长江收税章程》中第一条又规定:“凡有英商之船在长江贸易者,只准在镇江、九江、汉口三处贸易,沿途不准私自起下货物,如违此例,由该关即将各该船、货均可入关。”②此条明确规定了长江只有三口通商,没有南京。为促使南京开埠,列强纷纷要求修改通商章程。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政府同意修改章程,并委托英人赫德起草。[5]92赫德借起草章程之机,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按期开埠,总理衙门要求两江总督刘坤一立即奏明办理。1899年3月11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请朝廷,依约开放南京通商,并拟定在下关地方设金陵关征税,由江南盐道兼任海关监督。同年4月1日,由总税务司赫德起草的《修改长江通商章程》被批准生效执行。该章程第二条规定:“凡有约各国的商船,准在后列之通商各口往来贸易,即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沙市、宜昌、重庆八处。”[1]866至此,南京再次在条约中成为通商口岸。金陵关税务司高度评价这次修约,“1899年4月,一直用于规范长江通商的章程得到了修订。与此同时,南京遇上了合适的时机正式宣告对外开放,金陵关遂于5月1号成立”[4]29。
1899年5月1日,金陵关正式开关,这标志着南京在实质上正式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的开埠区域仅限于长江沿岸。据《首都志》记载:“光绪二十五年始开放下关为商埠。惟限于江干一带,未及城内。又以利益均沾之故,各国皆得于下关通市设领事馆矣。”[6]960 虽然太平天国战乱已经过去近四十年但是开埠时的南京仍然是百业未苏,社会一片凋敝。两江总督周馥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奏书中提到“江南自兵燹以后元气未能尽复”。[7]日本人中野狐山在1906年来中国成都任成都补习学堂、优级师范学堂教习,他在书中记录了从上海溯游而上经过南京时的感触:“只可惜,那些独绝于世、夸耀天下的众多建筑却遭遇了长毛贼之祸,化为乌有,昔日景观当然无存,只留破瓦碎片于杂草之中……如今的南京市街占据着城内西南的一角,此外的其他地方都已残破,尽归田圃。”[8]22-23可以想见南京城此时的经济情况。按理,这样的经济情况,不足以支持其成为一个通商口岸。但是由于南京位于富庶的江南,其商贸潜力巨大。从1899年5月到1901年12月,南京的贸易净值从1899年八个月里的2396153海关两,增长到1901年全年的4620077海关两[4]30,可见南京商贸发展之迅速,不过这种发展确是畸形的。从《最近三十四年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我们可知,从1900年到1905年,南京的入超额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1906年之后虽然有所波动,但总体上的入超额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清末十二年间入超的总额高达49,647,117(关平两,下同),每年入超的平均额是4,137,259.75。但是反观南京的出口统计,清末十二年年间只有九年有数据,就1901年到1909年的数据而言,出口总额为3,556,每年的平均额只有395.11。[9]110两相对比之下,可见南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入超贸易港,洋货进口净数远超土货出口数,洋货进口占了绝对的优势。
2 金陵关设关情况
南京开埠设关的首要标志便是开设金陵关。1899年5月1日,金陵关正式开关,关址定在江宁县仪凤门外下关处,距县治2里。[10]108据《申报》报道,安格联与省垣文武各官先后到达,上午十时,“鸣炮、升旗、行开关礼文物各官与与税务司官安格联君互相称贺”。不一会儿,有四艘下水轮船先后驶到江心停泊,“由税务司派人乘杉板船渡登查验,然后放行。是日投关报捐者有缎六十匹,白丝三包,遵章纳银起票。关前悬挂章程二十三条,其内容详细周密,大致与芜湖、镇江两关的章程无甚差别”。[11]这样一套仪式,宣告金陵关正式开关收税。
金陵关的首任税务司是日后有“太上财政总长之称”的安格联。大致而言,金陵关人员组成中有17%洋人[12]136-137,而且他们多任高级职员,而华人大多为杂役人员,只有极少数华人能够充任低级职员。可见洋人在金陵关的人员构成当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和比重。金陵关所有开办经费“经两江总督奏明在该关洋药厘金内戚银四万两。以二万两交税务司建造公馆,以二万两购货关房地基,修理趸船等项”。[10]109金陵关开关后在长江南岸,下关村以上购置了36亩的赫德基地,之后在赫德基地旁还购置了65亩的“金陵新关地”。但是基地虽然购置土地但并未立即建房,故而使用原保甲局提供的一幢楼房和下关接官厅码头的趸船作为临时办公用房。此外还划定仪凤门外惠民桥西沿江五华里即上自新滩尾,下至水浮池(即老江口)为海关监管区(船泊停靠界限)。
由于各地海关的任务大小有异,海关机构的设置情况也不同,按照《海关通志》的记载大体上为“关中办事,向分为四大股:一征税股、二船钞股、三教育股、四邮政股”[10]9。然由于初设的金陵关规模较小,办事开关之初内办事机构设置较为简单,初步设有征税股、邮政股两个部门,征税股是主要的部门,分为内班、外班和海班。[13]22在金陵关成立的同时还成立了南京口理船厅作为其附设机构以管理港口事务如“指定泊所,建设码头驳岸,稽查出入船只,勘量船舶吨位,检查浮标,指示航道,管理火药及爆裂物储藏所、防疫局、守望台、水巡等事物”[14]2。此外,还设有大胜关、划子口、救生局、浦口共4个子口,这4口虽然距离金陵关较远,但因只查验货运单据,并不抽税,所以由海关监督派驻四处办公,不属税务司管辖,为50里外常关。这一时期,金陵关还管理南京地区的邮务,直到1910年12月5号,海关税务司才“将其管辖的南京邮区转交给邮传部代理邮政司接管”[4]65。
金陵关同当时中国其他海关一样实行二元制管理体系:海关由海关监督和税务司两个系统组成。[15]19当时金陵关“监督驻公署,税务司驻本关”[10]109,第一任海关监督由江南盐巡道吴炳祥兼任。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清最后的12年中,有十一任海关监督(署理监督)坐镇金陵关,任期最短者半年,平均任期不超过两年[13]306-307。这些海关监督如同走马灯般登场谢幕,这使得他们很难在金陵关事业上投入有足够的时间。加上海关监督只是兼任,其本职工作比较繁杂,税务司则不然,他们可以专心于本职。就业务的熟悉程度而言,海关监督多是中国传统教育体系培养的旧官僚,他们精于文字义理而对于实际的海关管理方面则大大逊于受过科学训练的洋人税务司,对于海关事务有心而无力为之。总之,这些因素造成了金陵关的权力逐渐握于税务司之手。这样的后果体现在经济层面就是金陵关成为洋人对中国进行经济控制的工具。根据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的《最近三十四年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我们可知在晚清最后的12年中,税收最高是1907年的265,629,720(关平两,下同),最低是1911年120,449,736,税收总额达2,084,825,929之多,平均来看每年的税额高达173,735,494。[9]249可见金陵关开关后为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税收收入。但是这笔税收在很大程度上仅仅用于为垂死的清王朝输血。根据汤象龙先生的统计,金陵关在1899-1910十二年间共得税款2,103,302(库平两,下同),其中在开关后的第二年就替津海关解还30,000两的四国借款。金陵关有总数为2,226,028的分配总额,其中有1 139 638用于偿还庚子赔款,占了总数的近51%,还有210,000用于偿还外债[16]314-315,庚款和外债的金额之和占了分配总额的61%,由此可见金陵关同全国其它各关一样充当了列强在中国的敛财机构。不仅如此,在海关设立之前南京的鸦片运输渠道被“公所里的一个王姓家族所垄断”[4]32,海关设立之后外国的鸦片都通过轮船运输,因此海关垄断了鸦片的运输渠道。洋人控制下的金陵关就“鼓励用轮船进口外国鸦片”以增加税额,1899到1901年,征收的鸦片税达54759,鸦片厘金145928,金陵关两年税额总数为404996,与鸦片相关的税额就占了49.55%。[4]30-31洋人还通过金陵关掠夺中国的贵重金属。根据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的《最近三十四年中国通商口岸金银进出统计》一表我们可知在晚清最后的12年中,南京一地银的进出口总额大体相当,可是进口的铜总额为391,422,而与此相对的是铜出口总额4,822,635(关平两)。[9]267贵重金属的流失就是晚清南京经济的“晴雨表”,而金陵关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3 结语
“一国关税权不能独立,则一国之政治社会经济财政,率失其调剂而自杀。举凡国内之农工商百业,必自趋于萎靡衰颓之一途,而国亡矣。盖一国关税制度之构成,即对外贸易之所系。”[10]4陈序鹓在《海关通志》的序言中就道出了关税主权的重要性。清末的金陵关就是其中一面很好的镜子,它反映出在清末社会经济同海关税收的畸形状态。金陵关在是列强入侵的产物,虽然对于近代中国的海关体系建构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构建现代化的中国海关税收体系提供了先导。但是,在国家主权严重受损的晚清中国,金陵关不自觉的充当了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工具。正如陈诗启所言,近代中国海关是“为使中国人按照条约规定强加于他们的贸易方向行动”,也就是按照条约规定的贸易方式进行贸易。这是新关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极端重要的是要求外(国)贸易的发展”,它是为“外部”利益而服务的。[17]145
注释
①《萃报》第十三册,《各省要务》,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刊。转引自:吕华清:《南京港口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第92页。
②《长江收税章程》转引自:许慧玲:《江苏省志·海关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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